昨天下午5时40分，离《小丫跑两会》节目录制还有1小时左右的“空隙”。一袭白色风衣的王小丫风风火火地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里。

　　听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同行说，最近一段时间，王小丫一直是全身心地奔跑在全国“两会”的会场上，前几天生病了也没敢休息。本报记者与小丫就从这个话题开始聊起———心情变得有点沉重

　　记者：小丫，最近挺累的吧，每天都是这样的到处跑？

　　王小丫：确实有点累，不过早就习惯了，每年“两会”期间都是这样。再说了，也不是我一个人在跑，大家都在忙啊，我们央视经济频道有一批人在为“两会”奔波，只不过我是冲在最前面的而已。

　　记者：那最近“小丫信箱”收到的信件多吗？

　　王小丫：是啊，每天都能收到2000多封信，到今天为止，差不多达到1.5万封了。

　　记者：每一封信你都会看吗？

　　王小丫：我每天会参与整理一部分信件。在我们这里，有一批人专门处理这些信件，每封信都会被认真地对待。我们承诺尽量对每一封信都要负责任，并从中选择一些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做出节目。

　　记者：很多读者打电话给我们报社，想知道对于那些没在电视节目中用到的线索，你们会怎么处理？

　　王小丫：说到这个话题，我感觉心情挺沉重的。观众朋友对我们寄予的期望太重了，但我们新闻媒体所能起到的作用毕竟很小。不过，我们总希望尽力而为。没有在节目中用到的线索，我们会将之整理出来，通过合适的渠道，传递给有关部门。当然，有些朋友反映的问题可能比较复杂，在短时间内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希望大家要有耐心。更多的是个“信使”

　　记者：我们注意到，你最近在做《关注贫困生》的节目时，开头就提到了一位合肥女教师的来信，究竟信中的什么内容打动了你？

　　王小丫：这封信一开始引起我注意，是因为它连续发了三次，挺显眼的。这位老师在信中说，我带的班上有个小女孩，已经几年没见她穿过新衣服了。她的学费都是她放学后跟着奶奶捡破烂挣的。她的妈妈已经下岗多年了，还卧病在床。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刚好当天上午我去了北京广渠门中学的宏志班，于是就做了这期节目。

　　记者：你被孩子们贫困的生活状况深深震撼了？

　　王小丫：是啊，我感觉现在贫困生的形势挺严峻的。你到了宏志班就知道，那些孩子特别懂事、特别努力，成绩都非常棒，但由于生活贫困的原因，他们比一般的同龄人明显早熟了许多，有什么快乐和悲伤都不轻易显露出来。回过头去想一想，挺辛酸的，倘若因为贫困而将他们的智慧和前程耽误了，对国家是个损失啊。

　　记者：在采访“两会”期间，你经常会被一些弱势人群的生存状况感动吗？

　　记者：我们只是想尽量多地为普通老百姓说点话。比如我们这次做了个《刘天会讨薪》的节目，说的是“欠薪”问题：8年前，刘天会作为包工头带着一百多个老乡来到北京打工。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在砖厂干了一年的活，100多人的20多万元工资却没有拿到。那些都是农民兄弟的血汗钱啊，我们肯定要关注。

　　记者：你们的关注，能最终解决问题吗？

　　王小丫：那很难说。这个“老刘讨薪”播出后的效果就非常好，有个企业打电话来，说愿意将老刘欠老乡的钱先垫付了，先解燃眉之急，然后等到老刘讨到了工钱以后再说。

　　记者：可是，很多时候，媒体所反映的问题可能得不到任何回应。

　　王小丫：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觉得自己承担更多的是个“信使”的职责，把从全国“两会”上获取的信息尽量多地传递给大家，把大家想发出的呼声尽量传递给委员、代表，在老百姓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之间起个纽带的作用。凡事无论做得成做不成，对老百姓都要有个交代。有问题可随时反映

　　记者：小丫，大家熟悉你几乎都是从《开心辞典》开始的，但现在大家似乎对你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更为关注，你怎么看待自己所扮演的这两个角色？

　　王小丫：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记者型的主持人”，呵呵，学会用新闻从业者的视角和心态去做主持人。这种心态用在《开心辞典》里肯定不合适，但到了《小丫跑两会》这个节目，遇到了那么多感人的话题，很自然就进入了状态。后者关注更多的是国计民生，所以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

　　记者：有这么多人在关注，感觉有压力吗？

　　王小丫：一开始还好，这几天，不断收到观众朋友寄来的特快专递，我感觉大家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希望你们转告给全国各地朋友的是，非常抱歉，对于这些信件，我们不可能一一回复，但我们还是那句话，尽量把大家所想要反映的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

　　记者：很多读者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小丫信箱”毕竟只是暂时性的，一旦“两会”结束就关闭了，那以后他们有什么想反映的问题，该怎么传递？

　　王小丫：大家平时可以通过“观众热线”、“互动短信”等渠道与我们保持联系。我们会尽力为大家做好服务的。还有，这次我们和贵报等媒体有了良好的合作，这是一种优势互补，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合作，这也是大家反映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渠道。本报首席记者章玉政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