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新京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李文志提出，高等学校招生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建议全国统一高考题目，对考生录取一视同仁。这是一个矫正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不公正对症下药的建议，也具有相当的操作性。

　　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不公正，最明显表现和最重要原因是在全国各省市之间分配指标存在巨大差异，以至同样分数的考生，在北京、上海可以被录取，甚至被重点学校录取，而在许多省份则可能落榜。这与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条文不符。这种情况还造成了一些不正常现象和问题，比如某些考生千方百计要把户口迁到较低录取分数地区，有些家长牺牲工作和生活条件转到北京、上海工作，只是为了子女能较为轻易地上重点大学。如果说，教育方面的不平等有种种原因，消除不平等需要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长期努力才能实现，高等学校招生指标分配的地域歧视则是政策性的，改变做法，实行地域间大致平等分配名额，不存在原则上和实际的困难。

　　李文志委员建议的实质，就是高校录取名额的分配实行全国大排队。总体上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如果有人要提出质疑的话，那么可以反问，比起按上线人数分配名额，按高分段人数分配重点院校名额这种简易办法，现行的分配办法不是要复杂得多吗？

　　李文志委员还认为现行的保送政策不合理，应该取消。事实上，有些学生和家长从一上高中起，就在通过种种办法谋求保送和照顾，比如设法和班主任、校领导搞好关系。这对学生的品行发展不利，也是腐败的根源之一。如果对某些特长生的优待不可避免，那最好局限在很小的、可以用硬指标衡量的范围，而且要排除班主任和学校领导的主观评价。

　　一直有人替现行的不平等分配方式辩护说，外地省份搞应试教育太厉害，北京、上海的学生考不过外地学生，但他们的综合素质要高得多，他们低分进大学并非不公平。对此我们要问，是不是外省学生综合素质都不高，北京、上海的学生都高？

　　哪些素质与教育成长相关，哪些无关？这些素质如何折算为高考分数？如果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怎么可以笼而统之地为歧视政策辩护？人们还可以问，大城市教育条件要好得多，其他优越条件也可以转化为提高学习成绩的因素，是不是因此录取分数要高一些才合理？

　　其实，如果说大学录取应该有分数之外的考虑，那么得到优待的一定应该是处于较为弱势地位的学生。美国就是这样，他们在录取时有一项“优待措施”，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裔学生在分数上适当照顾。这项政策背后的考虑之一是，少数民族裔学生成为社会精英后更能为自己的社群服务，也能激励本社群的人积极上进，改变后进面貌。这种考虑对我们也是适用的。其实，在高考上我们一直照顾少数民族学生。可为什么在民族问题上如此，在地域问题上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还有人认为，指标公平不能一蹴而就。这话不错，但不公平状况已保持了这么多年，怎么说都应有紧迫感。即使一时不能使公平到位，但马上行动是应该的。分数标准完全统一也许还做不到，但从今年起缩小差距总可以吧。

　　□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