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卢波/北京报道

　　总理答问与中国之变

　　17年弹指一挥间，回头望去，中国已经迈出这样大的步子，不免令人感叹

　　“政府首脑举行记者招待会是新中国的一个传统，从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候就开始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陈力丹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随着电视的普及和中央电视台1988年开始直播‘两会’记者招待会，总理答记者问的场景就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陈力丹说，从那时开始，中国老百姓有了一部直观的编年史。与正规史籍相比，精彩是这部编年史最大的特点，内中有喜笑怒斥，还有浅吟低唱，多少年后回味起来仍不觉乏味。

　　直观是它的另一个特点，一个大国走过的17年，有多少焦点浓缩在那些春天里的17个瞬间之中，如同一幅点阵统计图，清晰地描绘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脉搏。

　　发展经济一以贯之

　　在历任总理出席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发展经济都是被问到最多的话题。温家宝总理的两次答记者问，一共回答了33个提问，其中与经济有关的问题6个，占总问题数的18%。

　　李鹏任总理的两届任期内共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124个各类问题，经济问题20个，占总比例的16%。此外，在回答年度展望和上年度总结这类问题时，经济工作也是总理们论述的重点。

　　朱基任总理的5次“两会”记者招待会共回答了73个问题，经济问题21个，占总比例的28%。

　　在各个时期，有关经济问题的提问数量稳居前列，可见这17年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17年。平稳快速发展国民经济一直是全民的共识。

　　通过分析，人们也能发现每位总理在经济工作中强调的话题都有一致性，而许多问题，在几乎每次记者招待会上都要反复提出，如经济增长、农业、宏观调控、金融改革等。

　　但总理的回答，也有不同的侧重，比如，温家宝提到“三农”的频率非常之多，他在第一次出席记者招待会时，列举中国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时，就把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放在了第一位。

　　而朱基总理回答的21个经济问题中，金融体制改革问题有10个，占据了半壁江山。李鹏总理回答的经济问题中，比例最大的是价格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同时期面临不同关键问题的生动体现。

　　不少问题进入“博物馆”

　　至此，中外记者已向三届总理总共提出了几百个问题，其中，不少已经随着中国的发展变化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多次参加“两会”的老记者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国是否继续对外开放”等类似的问题是中外记者向总理提问的焦点之一。如1990年，中外记者尚在关心类似海南洋浦引进外资开发的计划是继续还是搁置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有些人对洋浦的开发产生了一些不理解，担心它成为新的租界，或者成为殖民地”。

　　然而,今天这样的担心,似乎已消失了。经济学家宋冬林说,最初,中国的对外开放还只是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沿海省份的一些区域搞小型的试验区,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有选择性地进行“成片开放”。

　　如今，从深圳到哈尔滨，从上海到乌鲁木齐;从东南沿海到内陆西部，从南方特区到北部边陲;从家电轻工生产到汽车飞机制造，从来料加工到合资银行，对外开放的步履已遍及中国每个角落。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外记者还曾关注:中央怎样在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中保证“权威”?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实行的是中央几乎完全主导经济运行和管理的模式。但是，去年德国电视一台记者的提问，是关心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何使宪法和法律不成为一纸空文。

　　与此相关的是，几年前，在记者的提问中，还有能否允许中国的私营企业参与某个行业等内容。这个问题现在再提出来，也显得陈旧了。

　　上世纪80年代，中外记者的有关提问和总理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一些具体原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的回答，都已成为历史一瞥。

　　17年弹指一挥间,回头望去,中国已经迈出这样大的步子,不免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