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安言报道 “这几起事故给我们留下非常惨痛的教训。元月1日下午我到陈家山矿看望遇难职工家属，有的一家好几口人都遇难了，看了很难过。”“两会”上，温总理的眼睛湿润了。

　　本届“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在发言中指出，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弱势群体问题，只有真正加强弱势群体救助，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因为弱势群体的构成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是党和国家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所以他们正是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观察煤矿工人这一典型弱势群体被社会“制造”的过程，或许能给我们建立中的和谐社会一些提示。

　　一个群体的弱势轨迹

　　“是不是矿工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一直不高，所以似乎对矿工生命的不尊重有一些‘传统’在里边？”当《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把这个问题提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煤炭经济分析师潘伟尔博士的时候，他断然给出了否定回答，“不是，煤矿工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

　　曾经，矿工也享受过崇高的社会地位。

　　看惯了电视上矿工的人很难想到，80年代中后期，煤炭系统月工资有50多元，远高于当时平均工资水平，而下井工人月工资可以高达到60～70元，甚至有很多大学生愿意到井下工作。在1990年前后，煤矿工人的收入水平在全国所有行业中名列前5甚至首位，那时，矿工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他们甚至是电视机等“奢侈品”的消费主力。

　　“政府对煤矿工人一直很重视”，潘伟尔告诉记者，“北戴河那么多疗养院，只有煤炭工人疗养院的地址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选的，周总理说过，煤炭工人很辛苦，一定要休息好。”

　　然而目前，经过十几年的收入相对下降，相当多的矿工家庭人均收入已低于当地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02年矿工收入跌落谷底，国有重点煤矿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01元，在49个行业中排倒数第二。去年矿工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在行业收入排名中仍是倒数，而且，矿工还面临着比其他行业更大的失业风险。

　　38岁的聂清文是湖南省涟源市七一煤矿的一名安监员，遭遇矿难身亡。他的遗言是用粉笔写在安全帽上的：“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

　　“有的地方小煤矿矿工还不如一头奶牛，一旦发生矿难，经常是就陪个几千块。”潘伟尔沉痛的说。

　　有讽刺意义的是，1990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10.79亿吨, 而2004年煤炭产量超过19.56 亿吨,增长近100%，创历史最高水平,全行业整体赢利。而为社会贡献了大量财富的煤炭工人在行业迅速发展的同时沦为弱势群体，确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不和谐”音。

　　谁造就了弱势矿工

　　温家宝总理在代表国务院向5日开幕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把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预防和减少重大特大事故的发生作为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任务。温家宝表示，2005年中央政府将安排30亿元建设资金，支持国有煤矿的安全技术改造，以切实改善中国的煤炭生产安全状况。

　　“形势严峻，我们的基础太薄弱了。”潘伟尔说，“煤矿的问题是供需失衡，超能生产太多而投入不足，欠账太多，矿工的安全问题自然产生”。

　　据潘伟尔保守估计，煤炭安全欠账在1000亿以上，其中主要在中小私营煤矿（700亿以上）。国务院投入的30亿主要投向国有大矿，可以说只是杯水车薪。

　　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误差是造成矿工安全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矿工收入和社会地位下降的症结又在哪里？自国有煤矿取消了内招、接班等制度后，农民工就成了矿工主力，劳动力来源的充分，导致矿工市场供大于求，工资水平直线下降。另外小煤矿的大量设立也是煤矿工人“受害”的重要因素。

　　“部分小煤矿有腐败后台，由于分配制度的畸形，工人根本参与不到高额利润的分配。”接受采访的专家称。

　　潘伟尔认为，去年生产的19.56亿吨煤，有安全保证的大概有12亿吨，安全保障不完善的5亿吨,而小煤矿生产的几乎全无安全保障的2亿吨正是安全事故的“大头”，也就是说，这2亿吨煤是真正意义上“沾满矿工鲜血”的黑色金子。

　　可以说，经济判断失误、腐败、分配不公等因素共同“造就”了矿工这一弱势群体。

　　和谐社会：弱势群体的希望

　　煤矿工人作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出路在哪里？

　　权力与监管的和谐平衡是改善煤矿工人处境的关键，总理政府报告中的动情表述、两会代表委员热议，国家安监局长李毅中“监管要六亲不认”的表态似乎意味着继环保风暴后，以煤碳安全生产为核心的安全监管风暴即将到来，“煤矿腐败”将面临灭顶之灾。

　　但是专家也指出，在监管过程中，仍然有种种问题存在。比如监管执法常常走样，其重要原因竟然是某些监督部门经费不足，不得不接受一些被监察部门的“好处”以致“拿人家手短”。此外，监察部门的管理方法还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迫切需要改革。“重要的是科学与理性的平衡，不能光喊口号，要把基础工作做好。”潘伟尔表示。

　　有关专家还指出，要建立正确的政绩观，监管不是规定能死几个人的问题，“原来规定一年只能死若干人，这种反人性的方法只会被国外笑话”。

　　潘伟尔指出，解决煤矿工人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发展的和谐，在良好的分配、监察体制下，通过拍卖等手段引导一些小煤矿主把资金投入再生产，破除现在的国有垄断，实现“减小增大”，同时通过宏观调空控制煤炭需求。

　　解决弱势群体问题，需要一个权力与监督、投入与分配、经济合理发展的和谐社会，也只有做到了这些，才不会有弱势群体产生的“土壤”。

　　循环经济改造政绩观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申水报道　循环经济成为本届两会上的重要话题，温家宝总理指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弃物利用和社会消费等环节，加快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积极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而会上代表们“循环课本”、节能环保型汽车、节能省地型住宅等提案也让人耳目一新。

　　循环经济和两会上同样热议的话题——绿色GDP一样，都是追求中国在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一席话解释了两者关系：发展循环经济立足于充分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增加的是绿色的GDP，都是为解决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两个循环经济参与者的愿望

　　徐先生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现今热门词“循环经济”的参与者。徐先生在河北省某市开办了一个大型垃圾处理工厂，这个垃圾处理厂每日能够将上千吨的垃圾通过生物过程发酵变成肥料，实现循环利用。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此类垃圾处理工程只有在国家补贴下才能实现“经济”的运作，有所盈利。但是垃圾处理厂的投产工期一再被延后，原因是“政府的补贴没有到位”。他的愿望是尽快拿到政府承诺的补贴，尽快开工。

　　北京南城凉水河沿岸有一个有名的“垃圾村”，张先生是这里的居民。他的主要工作是从全市垃圾回收工作者手中收集塑料水瓶、废钢、废电脑部件等垃圾，在他的院子里，这些垃圾堆积如山但更新很快，每天都有汽车将他整理好的垃圾运到工厂回收利用。张先生从农村来到北京，曾以捡垃圾为生，逐渐发展成为“垃圾王”，收入不菲。张先生决不知道自己是循环经济的参与者，也从不奢望政府给他们什么“身份”。最近他的院子附近有越来越多的地被征用盖楼，他的愿望是不要把他的院子也征走。

　　徐先生和张先生的工作可以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但是，相比财政数字和高楼大厦，他们的工作可能很难得到从“政绩”出发的考量。

　　新生活观需要新政绩观配合

　　绿色GDP强调更多的是新政绩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两会期间表示，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已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十个省市启动绿色GDP试点工作，内容包括建立地区环境核算框架、开展污染损失调查和开展环境核算等。绿色GDP将挑战“GDP崇拜”的传统的政绩评价体系。

　　而循环经济涉及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目的是在全社会形成循环节约意识和风气，对人民的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我们有节约的意识，建立新的“循环光荣、节约光荣”的生活观。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胡文政告诉记者，循环经济正是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生产的源头或投入端尽可能减少消费自然资源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在产品使用中，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在生产和消费的末端，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力争做到排放的无害化和回收废物再利用。

　　专家认为，新生活观和新政绩观的互动将是政府与公众共创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机会。政府应该鼓励官员建立有利于促进人民新生活观，有利于人与环境和谐社会发展的“政绩”。

　　当新生活观遇到新政绩观，在和谐社会的体系之下，相信徐先生和张先生等的忧虑也会迎刃而解，也相信新生活观和新政绩观的良性互动之下，我们的社会真正能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