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思维认为，跨国公司必然会对民族工业产生摧枯拉朽式的破坏，简写成WTO的世界贸易组织，必定会对成员国的主权和代议制政府形成威胁。我的同事袁卫东的非虚构作品《跨越：柯达在中国》，用一个记者所能发现的诸多细节，晓谕了跨国公司和WTO的正面力量，它们不仅促进自由贸易，还鼓励我们的政府越来越负责任，让我们的人民越来越自由。

　　我眼中，《跨越》一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史，也不仅仅是一个跨国公司在中国写就的伟大的商业故事，而是一个记者的长篇特稿。跨越美国曼彻斯特和中国厦门、汕头、无锡、上海等世界感光业所在地的地理和时空，这个历史学硕士出身的记者，非但梳理了一个跨国公司在中国10年大变革中的跨越，还发现了流动其间的中国梦和美国梦以及附着在梦想之上的企业宪政哲学。

　　三年前，国内一所名牌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申报了一个国家级的课题：WTO与中国传媒。我从他们的研究纲要中，没有看到WTO背景下的传媒人的影子。虽然我当时没有想清楚，但朦朦胧胧地总觉得缺少了什么。

　　《跨越》让我陡然明白了一点，在采访跨国公司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商业记者群体，用他们领会的或深或浅的“WTO宪法”，自觉不自觉地传播着商业改变世界的法则、自由市场主义的精神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宪政民主价值观。他们既不像社会记者那样去 “扒粪” 揭黑幕，也不像时政记者那样高调倡导不切实际的目标，但他们在客观的商业报道中，潜移默化地兜售了以民主和市场为核心的宪政理念。

　　柯达，是曾在曼彻斯特储蓄银行做书记员的美国人伊士曼在1881年创办的。在美国商业史家的笔下，伊士曼缔造柯达成为世界企业巨头的历史，被看作引领美国从二流时代步入世界最强大纪元的时代创造。1994年，柯达的灵魂人物和中国领导人会谈，前者告诉后者，在中国中央政府和省政府试图改革国有企业的过程中，柯达会带给中国三个礼物：技术；世界级的管理和生产能力，包括世界级的质量；至少10亿美元的投资，帮助重组国有企业。

　　显然，柯达带给中国的远不止这些。袁认为，柯达战略是跨国公司在华战略顺应中国国家战略的典范之作。的确，从“外资参与改造国企”到“西部大开发”再到“国企股份制改造”，柯达没有哪一步不与中国政经大脉络相契合。柯达不但改写了中国感光行业的历史，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

　　字斟句酌的阅读中，我们发现，柯达既改造了中国企业的心灵样式，又重塑了中国民主主义者的灵魂。《跨越》中有不少中国经理人的“蜕变”履历：从怀有梦想的民主主义者到合资企业的经理人，再到保留浓郁根性的全球化精英。当他们成为“洋买办”，寄托在民族梦想上的个人价值观一下子无所依托，心态在对抗妥协中摇摆，末了，他们卸除心灵深处民族梦的重担，在跨国公司本土化政策下，依据个人能力的提升，赢得新的认同。

　　或许，“洋买办”们终生都不能免除中国和美国的冲突，但他们一定不会认为中国梦和美国梦是对抗的，不可弥合的。虽然这梦想的比照和连接，是那么令人心酸。

　　无论贫贱，白手起家，创业，奋斗，改变命运，赢取成功——这些涌动在美国梦中的真正动人的精神，在伊士曼等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1932年的一天，靠母亲出租房屋并为房客提供膳食长大成人的伊士曼，朝自己的头部抠响了扳机，并留下一纸字条：“我的工作完成了，还等什么呢？”

　　40余年后，“中国的伊士曼”林希之也死了，但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林的身上有着起于上个世纪初叶的“中国梦”。尽管袁没有将“中国梦”精准细致地描述给我们，但他相信，延展开来的中国梦，一定具有美国梦的上述内涵。袁没有亢奋地诠释中国梦在未来的斑斓多姿，而是返回到法治文明、政治文明尽数丧失的“文革”。他来到汕头的民生路，听林的遗孀回忆被批斗的竹竿捅得咳血而后死去的资本家的儿子林希之。

　　叙述这样的往事并非毫无意义。2004年，中国媒体针对跨国公司在华商业黑幕的报道，似乎已超越了单纯的消息发布，从蔓延已久的“拉美化之忧”到媒体关于《跨国公司在华垄断报告》的负面评论，10年来对“世界500强”的顶礼膜拜，骤然间风生水起。联想到10年前“保护民族工业”论调的败北，直让人喟叹“今夕何夕”。

　　由是观之，袁的《跨越》不仅有利于我们返观从前，还将来有益于我们警惕未来。（文/章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