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孩子”——这句朴实的话，最近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被多次提及，令人深思。一次是在日前开审的新中国最大卖官案“马德案”中，涉嫌受贿的高官马德，在庭审最后陈述阶段，几乎哭了起来：我是农民的孩子，本应该珍惜自己的前途和职责……惊人相似的是，就在日前刚刚宣判的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受贿案中，其在忏悔书中这样写道：我是多年受党教育培养的领导干部，又是普通农民的孩子……（3月23日《新京报》）

　　受贿金额惊人的马德和毕玉玺，可能的确出身农民家庭；称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可能也符合客观事实。然而，在那样一个场合，在那样一种情形下，坦言“我是农民的孩子”，总让人感觉有些许的不舒服———在他们还很成气候的时候，在前呼后拥、花天酒地的在自己地盘上为所欲为的时候，怎么很少听他们提及“我是农民的孩子”？

　　“农民的孩子”绝不简单的是一种身份标识，更应该意味着一种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境界。既然标榜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就应该知道作为农民的最起码，最朴实的道理———农民们宁可饿死，也不会去偷去抢，去拿走一分钱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农民们深知生存的艰辛和不易，哪怕再好的收成，他们也舍不得浪费一粒粮食；农民们始终坚信，钱再多，是身外之物，钱买不来尊严，买不来安全，更买不来做人的踏踏实实。

　　可是看看一些自称“我是农民的孩子”的贪官，还有谁记得这些“农民的孩子”本应一辈子铭记在心的、最浅显的做人道理？很难想象，一个农民的孩子，会“捏一次脚就甩给小姐20万”（3月22日《北京娱乐信报》）一个农民的孩子，会收受自己手下几乎所有官员的贿赂，累计涉嫌金额高达千万元？

　　也许在这些蜕变了的贪官的眼里，农民土，农民穷；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生活模式，早已经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太遥远了。因此，这些浅显的道理也早该抛之脑后了。也许在他们眼里，钱可以买来一切———买来高高在上的尊严，买来保镖成群的安全，甚至买来妻妾成群的安逸；他们不愿意去相信书本中的理念和农民式的道理，他们可能觉得那些都是靠不住的；他们坚信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占有，才能带来心理上的巨大欣喜和自我价值的肯定；他们喜欢琢磨的是，如何利用体制内的种种显性和隐性漏洞，为自己手中缺乏监督的权力寻租；他们喜欢到处在公开的场合讲廉政，当然，他们很清楚，那是说给别人听的，真正的目的是要为自己赚取继续在体制内攀升的资本；他们喜欢讲改革，但前提是不得触犯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甚至擅长假借改革之名，加快利益的盗取。

　　然而，当有一天，他们终于站到了被告席前，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风光和奢靡，他们想到了“我是农民的孩子”。真不知道，我们应该感到悲哀，还是开心———开心的是，他们将接受法律和良知的公正审判，再也不能作威作福；悲哀的是，他们为什么只有站在被告席前，才想起“我是农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