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前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针对日本正在审议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全部归咎于中国一事表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方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侵略历史，并要求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亚洲近邻的正义呼声，本着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履行有关承诺，切实妥善处理这一问题。

　　白纸黑字的历史教科书是历史传承的重要方式，却一再成为日本当局否认侵略战争的舞台。日本当局曾经多次因为试图修改或者删除教科书中侵略战争的内容而遭到整个世界的谴责，而近日他们更进一步提出“抗日战争的责任在中国一方”，显然十分荒谬。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不是日本单方面的历史，而是中日双方共同经历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诠释权，不能只属于日本当局，而应当属于包括中日双方人民在内的战争罪行受害者和记录者。历史问题究竟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日本当局不会不知道；而历史问题究竟在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日本当局也不会不知道。因此，关于教科书问题的特殊性在于，这种对历史的诠释不能违背真实，更不能违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志。

　　历史是有序的，这种有序体现在只有尊重真实的传统历史，才能开创新的篇章。历史的有序性告诉我们，应当把对历史的认识和尊重，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应当承担的首要义务和责任。日本当局正是违背了这条基本的原则，因而在其进入国际社会，并且冀望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时候，就会缺乏合法性基础，也缺乏国际社会对其的信任。而国际社会对日本下一代寄予的和平希望，也需要通过合适的途径和管道，进入日本青少年的思想中。

　　教科书既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态度，明目张胆地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抗日战争进行歪曲和误读，实际上正体现了日本近年来寻求政治右转的基本取向。除了教科书问题之外，日本首相频繁参拜靖国神社，妄图将其制度化，同时极力淡化、美化侵略战争，这种态度无益于日本的国家形象，也无益于中日、韩日的双边和多边外交关系。因此教科书问题，已经不光是单纯的日本政治。

　　我们不应把历史问题从现实中间剥离出来单独对待。日本对待战争历史的教科书问题，和现在日本推行的“正常国家”的外交政策显然是极不相称的。尤其是近日日本寻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举措，更引起我们在制定对日政策中的忧虑。因此中国外交部在谈及此问题时表示，日本应当首先正视其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教科书问题应当成为中日双边对话的基本制度环节，日本如果不能修正教科书问题，在中日双边问题的解决上，就不具备准入证。

　　将日本教科书问题作为中日关系中的制度化内容，有助于日本认识到历史问题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战争受害国人民的严重性，也有助于在中日双边关系中建立对历史问题的谈判框架。目前的中日双边关系，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对于历史问题常常有各自表述而无共识，更无为了达成历史共识而建立的对话机制。一旦这种关于教科书问题的对话机制形成并且发挥作用，甚至可以作为中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框架。

　　断裂的历史无法造就一个正常的国家，日本在回到正常国家的行列过程中，有着与其政治观和经济观不相称的历史观。从目前来看，单靠日本国内的政治觉悟，无法解决日本政府的历史观问题。因此，建立双边甚至是多边关于教科书问题的对话机制，是帮助日本寻找正常国家记忆和身份的重要途径。否则今天歪曲历史的日本教科书，已经成为日本寻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不准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