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培根有句名言：一次错误的判决有甚于十次犯罪。佘祥林们的冤情固然是容易明了的，但所有在冤案中被改变了生活和命运的人们，却是无论给予怎样的补偿和怎样的同情，生活也无法重来一遍，所曾经受的苦难也已经无从剥离。因而，事到如今，大错既然已经铸成，以怎样的方式尽量还当事人公道固然是重要的，但如何从深层次分析认识这样的冤假错案，以怎样的态度处理当年冤案的制造者，尤其是借此反思如何完善司法体制及其运作，避免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或许是更重要的。

　　对发生佘祥林案时的司法体制背景，陈杰人先生在4月6日《中国青年报》上载文作了分析：当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还未修改，“罪刑法定”和“无罪推定”原则还未被明确认定，基本上是以政治挂帅、重刑主义和疑罪从有的原则进行，并且严重忽略程序公正。笔者认同陈杰人先生这样的分析———应该说，佘祥林案，便是对上述分析的明确证明，虽然这种证明是令人十分沮丧、遗憾、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如果说当年发生的佘祥林案，证明了当时司法理念及运作方式的弊端，那么，在10余年后的今天，如何对这些案件纠错，则是对当前司法成熟程度的考验。

　　仅从目前看，笔者认为在对这两起案件的处理上，司法机构的表现还未能尽如人意。笔者至今没有听到当年的办案人员被采取什么措施的消息。如果某些执法人员有刑讯逼供的嫌疑，尤其是已经形成严重后果时，难道对他们不应该及时采取措施？以佘祥林当前一身伤残的现实，为什么不对那些涉嫌刑讯逼供者采取措施？但最新的报道却是，当年的专案组组长“准备去看望佘祥林”(4月6日《北京青年报》)，而当年经办佘祥林案件的京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长(现在为公安局副局长)，更只是“十分遗憾”地说，“当年没让弟兄们验一下DNA”(4月4日《广州日报》)。换言之，他们仍然很“自由”。也许，我们无法让当年的办案人员不巧言诿过，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为自己辩解也是一种权利。但是，这样的处理速度和方式让人费解。

　　应该说，如何处理制造了此类冤案的涉案人员，是考验当地相关部门的法治信心和执法水平的标尺。我期待，佘祥林案能开一个好头。

　　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