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有医生告诉浙江妇女沈新连，她可以免费吃从韩国运来的人参。沈以为是“政府关心农村老人”，欣然接受，却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别人做药物试验。2004年2月，沈新连患尿毒症去世，其子叶沈明怀疑，死因与这几年的服药有关，并最终将负责药物试验的有关单位告上法庭。（4月6日《南方都市报》）

　　此时，更多人才意识到自己被当成了“跨国药物试验品”。他们愤慨地说：“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是做试验，我怎么也不会同意的。”而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每年有800多种新药进行人体试验，基本以国外新药为主，直接参与试药的有数万人，如果算上大面积的采样对象，至少在50万人以上。

　　我不知道，在这些“试药群体”中，究竟还会有多少人正在被人当作“小白鼠”。但我相信，只要试药背后那条可怕的“利益链”还存在，相关部门的监督与管理依然缺位，这种现象就很难改变。这条“利益链”由外资医药企业———国内临床试验代理机构———“受试者”结成。

　　当前，外资医药企业看中中国巨大的医药市场潜力，想法设法将药品打入中国。而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成本低廉，比如，在中国招募同等水平的科研人员，报酬比欧美国家至少低一半；同时，给中国受试者的报酬，以及发生事故的补偿都相当低。比如，在“沈新连试药事件”中，受试者完全没有酬劳。更何况，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地区差异大，疾病种类较多，一些从未接受过治疗的贫困地区的患者参加试验，所获得的数据更具有价值。这些都成为选择中国人试药的“利益诱因”。

　　而在这条“利益链”中，作为中间环节的中国“临床试验代理机构”显然极为重要。由于对中国国情不熟，外资医药企业的药品要进入中国市场，或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都需要一个中介机构。而这些“中介”往往出于利益的考虑，为了尽快获取试药结果，就会出现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在“沈新连试药事件”背后，我们依稀可见这样的结构复杂、组织严密、违规非法的利益勾结者。

　　我国现行的《药物临床试验治疗管理规范》规定，受试者应对有关临床试验的情况享有知情权；为保障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的权益，必须成立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并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必须“定期审查临床试验进行中受试者的风险程度”；规定“受试者参加试验应是自愿的，如发生与试验相关的损害时，受试者可以获得治疗和相应的补偿”等等。

　　可在“沈新连试药事件”中，大量的“试药者”根本不知道是在为外国药物做试验，而且，当地组织试药的卫生和研究机构中，根本没有“伦理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更没有到相关管理部门去进行备案。正如有关专家指出的那样：“类似沈新连的事件，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现在缺少的不是规范，而是规范的执行。”

　　显然，正是因为这样一条“利益链”的存在，才使得“试药”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欺骗，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小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