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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以来，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公布的赞助者名单每天都在缩短——每日至少有两个日本企业及其高管人员被“除名”。不管是真的终止了赞助，还是仅仅撤下了署名，不管是真的对自身和公司高管人员的态度有所反思，还是仅仅担心商业利益受损，很多迹象表明，一些日本企业开始与篡改历史、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编撰会”划清界线。
我们希望日本企业能把对商业利益的重视发展为对中日关系的重视，正如日本国际贸促会长中田庆雄所言，“日企应有正确的历史认识”。避免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冷”局面，日本企业同样“大有作为”
三菱重工赞助历史教科书事实确凿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国际先驱导报》刊登的有关日本企业界人士支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报道，在社会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一些日本企业随后纷纷表态，指出其公司人士支持编撰会纯属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而三菱重工在中国的主页上刊登一则启示，指出有关报道“纯属捏造”。那么，到底是谁在捏造呢？
三菱重工会长赞助编撰会
打开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主页，三菱重工董事长相川贤太郎的名字赫然列在赞助者名单的首位。据说相川贤太郎目前已经退居二线，当上了公司的顾问，但是其表态支持编撰会的时候，显然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当时其作为代表公司形象的最高层管理人员，以公司职位身份公然赞助右翼团体，怎能让三菱公司撇清干系？
目前，编撰会主页上刊登的相川贤太郎的职务仍然是三菱重工会长。
在编撰会公布的赞助会员中，既有法人会员，也有以个人名义参加的正会员以及其他名目的会员，单从公布的名单上来看，局外人很难分清是企业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如果是法人会员，那绝对就是企业行为。
根据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从日本友人处获得的一份内部资料，2002年赞助日本新教科书编撰会的赞助者中，三菱重工公司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李宗远主任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份资料来源于日本右翼团体自行印发的宣传册，真实性不容怀疑。
记者还观察到，相比于1999年的赞助名单，赞助公司和个人数量由700多减少到现在的300多个，东芝、佳能、马自达等公司及其高层的名字已经消失。
公司应为高层言论负责
即便按照三菱重工自己强调的那样，支持编撰会完全是个人行为，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真的是个人行为，那么相川贤太郎为什么要用公司的头衔。只要挂上公司董事长的头衔，戴着这顶“乌纱帽”出面，人们就有理由认定他的行为与企业不可分割。
作为一个企业的第一把手，即使以自己的名义支持编撰歪曲历史的教科书，那所产生的影响也同样是巨大的。一个企业推选这样的人担任公司最高负责人，并做出这种伤害中日人民感情的事，难道公司不应该为此负责吗？
身份决定其属性。在日本的司法实践中有已经有了这样的判例。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参拜靖国神社时在签到簿上写下内阁总理大臣小泉纯一郎。尽管日本政府认为那是个人行为，不违背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的原则。但2004年4月7日，福冈地方法院认定小泉在签到簿上写下了总理大臣的头衔，是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进行的，所以违反日本宪法。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极右人士，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赞助名单上也并未采用“东京都知事”这个头衔，而是用的“作家”身份。
“顾问”背景并不简单
据新华网日本版总代理柴埼先生指出，在日本，顾问、名誉顾问、名誉会长等看似只属于荣誉性的职衔，其实背景并不简单。一些公司的元老或者一把手，在退居二线后，往往被冠以顾问、名誉顾问、名誉董事长等头衔，依然对公司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得到一定的报酬。
以朝日啤酒的名誉顾问中条高德来看，他曾担任朝日啤酒公司的营业总部长、副总经理和董事长，在担任朝日啤酒营业本部长期间，着手实现公司的重建，为朝日啤酒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其在编撰会成立前的1996年已经退休，担任特别顾问，1998年转为名誉顾问，现在担任日本国际文化青年协会会长。中条高德生于1927年，曾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既然经历过二战，就应现身说法，向青年介绍战争的悲惨，以使日本免于重蹈覆辙。但是此人一直热衷于著书立说（如在1998年出版《孙女的提问－－听爷爷讲故事》），到处发表演讲，大肆宣扬皇军的英武，赞美靖国神社的英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燃烧着使命感”。中条高德还曾担任第一次亚洲战略会议的会长，2001年在台湾组织研讨会，与“台独”分子沆瀣一气。
三菱重工作为军国主义战争的重镇，二战以后一直延续了右翼的传统，例如相川贤太郎就鼓吹政治家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将战犯称为英灵。
日企纷纷划清界线
朝日啤酒公司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表示对公司的前辈发表这种言论感到遗憾。朝日啤酒公司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已经通知中条高德，禁止其再利用朝日啤酒名义开展活动。目前，在编撰会主页的支持者名单上，中条高德的职务已经由“朝日啤酒名誉顾问”改成了“日本国际文化青年协会会长”。
日野汽车公司有关人士也给《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打电话强调，支持编撰会的伊从正敏原来是日野自动车销售公司的人员，支持编撰会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和公司并无关系。几天以后，伊从正敏的名字从编撰会的支持者名单上消失了，显然，日野公司与此人进行了交涉，不希望其行为破坏公司的形象。
东京三菱银行人士也给本报记者打来电话，称该银行的有关领导想约见记者，解释该银行的专务董事冈本和也目前已经离开该公司，其支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完全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东京三菱银行的意志，由于东京三菱银行在中国有很多项目，所以担心有关报道使自己的利益受损。
可见，有关公司不愿与这些支持编撰会的人士挂上边，与他们划清了界线。
但是截至发稿时间，编撰会主页的支持者名单中三菱重工董事长相川贤太郎的名字和职位仍然未变。三菱重工一边指责“有关媒体捏造”，一边又无意对铁的事实进行反思和补救，这种做法实在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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