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被“双规”之后，回忆起：送他去海林县任副县长时，当时的省委领导要求他：廉洁自律，群众的酒一瓶不能收，烟一盒不能要。当时，他做到了这一点

　　1950年，马德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农村。

　　和近年落马的其他贪官，如成克杰、胡长清、马向东酷似，马德也出身贫寒，经历过艰苦环境的挣扎，在奋斗中崛起。与此同时，和贫穷与生俱来的节俭，甚至是吝啬，曾长期伴随着马德。

　　马德出身于一个大家庭，家里贫穷，小时候连鞋子都穿不起。有一次，光脚去放牛的马德一脚踢到镰刀上，差点断了一个脚趾。直到今天，这个脚趾都是弯曲的。

　　1961年至1968年，马德分别在克东县第三中学和第一中学读书。在高中时，马德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委员。这也许是马德“从政”的开始，或者说热身。

　　高中时恰逢文革开始，马德的贫农出身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作为一个学生干部，马德加入了造反派，是克东一中“红色造反团”负责人。当时马德引以自豪的，是他主持班级期间，班级被评为全校模范班。而马德本人也因此出席了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

　　1968年马德高中毕业，他留在克东县，进入公安机关军管会工作，担任过审判员。后来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这段时间共两年半，初出茅庐的马德每月拿36元工资，就当时的整体生活水平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1970年，马德20岁时被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上的是千里之外的复旦大学中文系。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调阅了马德亲手填写的1970年复旦大学新生登记表。从中可以对马德的早年经历略知一二。

　　马德兄弟姐妹共八人，但在亲属登记表中，他只填写了父亲、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的信息。在另外一栏中，马德填写了自己的两个叔叔和一个姐夫的情况。以上六人，马德都仔细注明其全都是革干(革命干部)、工人、贫农等好成分，政治面貌都是党员或团员。这是当时政治环境下的普遍行为，还是马德特别细心，现在无从查考。

　　当时的班主任，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都是各地层层推荐上来的，能上大学非常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马德作为高中生，基础算是不错的。

　　高天如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那时候的马德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他学习成绩并不差，也不拔尖，最多当过学习小组长。”

　　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制为三年，而由于1970年是第一届，招生工作开始得晚，学生报到时间已经是1970年的12月。高介绍说，当时强调政治可靠，学社会这本书。两年多的时间里，到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读书的时间不过一年。

　　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回到原籍，由当地分配。马德回黑龙江之后，再也没和母校联系过。

　　回想当年的马德，只有“沉默”二字可以形容，高天如说。

　　马德的“沉默”，是跟随他一生的特点。哈尔滨一些媒体记者说，作为绥化市市委书记的马德，在公众场合中总是不苟言笑，而且不喜欢在镜头中抛头露面。这些和面对下属时经常破口大骂的“粗人”形象对比，反差甚大。

　　马德早年的从政道路可谓一帆风顺。32岁时当海林县副县长，34岁当县长，35岁成为海林县县委书记，37岁出任牡丹江市副市长。几乎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当时整个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干部。

　　说马德没有政绩，也许是不公正的。他在海林县四年，把海林改造成了一个先进县。那时候的马德非常知足，当了县委书记之后，他说：“我们家的祖坟上真是冒青烟了。”

　　据说马德在被“双规”之后，还回忆起，送他去海林县任副县长时，当时的省委领导要求他：廉洁自律，群众的酒一瓶不能收，烟一盒不能要。一位接近纪检部门的人表示，当时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而担任牡丹江市副市长后，马德的人生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朱雨晨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