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时报文／于今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关系到整个国家发展大局的重大问题。

　　1999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本思路和战略重点，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启动。

　　从区域发展战略演变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区域经济已经从非均衡发展进入到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是为了逐步缩小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扩大的地区发展差距，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而作出的调整，集中体现了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取得了一定成绩。新开工建设36项重点项目，投资总规模6000多亿元，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项目建设进展顺利。2003年底，西部地区1100个县级单位所在地全部通上柏油路或水泥路。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的差距由1999年的1.5个百分点，缩小为2002年的0.6个百分点。

　　党的十六大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我国新世纪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特别是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并对这一发展观作出了精辟表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进一步丰富，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既源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又必将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既显示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伟大理论勇气，又体现了我们党总揽全局、开拓未来的执政能力。　　

　　科学发展观具体落实到区域发展上，就是要统筹区域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描述是，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温家宝总理把它简述为：西部继续大开发、东北振兴老工业基地、东部保持良好势头。 形成这种新格局的主要依据在于：第一，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全国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步伐必须加快；第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一方面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它也拥有丰富的能源和物质资源，有自身的优势，对于全国的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三，广大的中部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我国粮食和农业的主产区，也是工业集中的地区，发挥其综合优势，对于全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问题，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萧条和衰退问题，具有典型性，同时，它也是实现东西互动的“双轮”之一。 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在十六大召开之前，如果说西部大开发是当兵突进的话，那么十六大召开之后，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随着战略新格局的调整安排，西部大开发则成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双轮”之一，这就使得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与过去相比表现出许多新的特征，总体说来，这些新的变化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具有积极影响的，使它能够获得必要的支撑和响应。 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全国发展的大局，是一项宏大的历史性工程，为此要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探索西部地区发展的新路子。　　

　　一、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西部大开发必须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发展观念的重大突破。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西部大开发必须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主要体现在： 第一，以“物”为中心的“增长优先”模式与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的关系。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开发战略，是追求以“物”为中心，实行“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只注重争上大项目，重视“硬件投资”、忽视“软件投资”，只着眼于兴办资本密集型产业、忽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资源开发、忽视环境保护。如果继续沿袭以往的开发模式，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少数民族不仅难以从中受益，而且还会加剧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化程度，不仅不能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还会拉大西部地区内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西部开发的基本宗旨，是“富民为本、投资于人民、为人民谋福利”，向人类贫困宣战，使广大贫困人口、少数民族尽快脱贫。消除人类贫困既是西部开发“重中之重”的战略性任务，也是“难中之难”的长期性任务。 第二，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关系问题。发展速度是我们必须要追求的，现代国际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和平的发展机遇稍纵即逝，发展快一点，风险就可能小一点，西部大开发要争取在十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追求发展速度并不表示我们要放弃发展质量，相反，只有在质量得到保证的基础上的快速发展才是安全而有效率的，因此西部开发必然是要追求速度、结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的。 第三，点和面的关系问题。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复杂性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全面铺开，这是现阶段中央财力所不能承受的，也是西部发展现状所不可能实现的。城市是西部大开发中的聚焦点，抓住了西部地区的城市开发，就抓住了西部大开发的关键，要积极发挥城市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以点带面的作用，建设好城市，为未来西部大开发的全面展开搭起框架，建立基点。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的关系问题。基础设施建设先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要求。没有强大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作铺垫，工业化进程必然会捉襟见肘。只有在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基础的情况下，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才能转移到工业发展中去。 第五，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我们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全面发展的战略性工程，是不仅关系当代而且关系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工程。经济发展是中心，但是这个中心是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国外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不符合现代发展理念，而且代价也是及其惨重的。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的地区。目前，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普遍脆弱、局部改善、总体恶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水土流失、荒漠化、土壤盐渍化、森林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短缺以及沙尘暴频繁发生等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破坏及退化问题。因此，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解决好西部生态环境问题，西部大开发要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二、 推进东中西部互动，打造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合力

　　早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之时，就有学者提出要从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不仅关系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关系东部和中部经济发展，关系全国经济的发展，通过西部大开发，可以实现综合治理各种区域病，通过联动升级来实现东、中、西地区的协调发展。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在对2004年的工作安排中，明确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要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三大区域各自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相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较为发达，技术水平较高，可以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高资金和技术支持，并随着自身的产业升级，将传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加快中西部的工业化进程；中西部地区各种自然资源丰富，可以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源支持，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居民购买力的提高，也为东部地区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中部地区是东引西进的中点站和接力点。通过分工合作，三大区域可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和谐的区域经济关系，同时这种关系是一种动态的，随着各个区域的发展而向前推进，因而是一个互动的协调的发展。

　　积极发展跨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为此提供了体制条件，基础设施建设为此提供了沟通区际联系的通道，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交流与合作要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为了形成这种合作互动关系，要突破各地区之间的体制限制和地区壁垒，尽可能减少各经济体之间的交易成本。要重视大的企业集团通过市场扩张和资产重组，推动地区间资源要素重新配置和分工协作的作用。要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统一规则，完善区域合作互动的政策体系。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全国性的战略部署和安排，因此仅仅依靠西部地区的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只有集中全国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实现，东部和中部地区只有从全国性角度出发，才能真正投入到西部大开发中来，而唯有如此，才能打造出西部大开发的合力，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进程。

　　 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工作水平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同时决定还指出，“执政五十五年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把四分五裂、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发展的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党在实践中锻炼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影响党的执政成效，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当前，国内外形势总体上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比较有利。全党要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新时期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是对党领导下的政府工作水平的一次检验。

　　首先，中央应帮助西部省区选好省级主要领导人及其班子配备，并加强对西部省区各级领导干部的业务素质培训。主要体现在：(1)帮助西部地区各省区选好主要领导人；(2)领导班子最好来自“五湖四海”，不仅要从西部地区当地选拔最优秀的干部，而且还要从中央国家机关选派最好的干部，从发达地区输送一些最优秀的干部；(3)强化对西部地区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训练和业务培训，选送他们到全国最好的学校甚至国外学习考察；(4)鼓励东部与西部地区干部的异地交流、短期任职，中央机关干部必须要有地方任职经历等。

　　其次，加强对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市的分类指导。西部地区内部本身也存在着差距和发展不平衡，因此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政策仍然需要结合西部各个省市自身的特点，才能做到有针对性。另外各省市之间的利益也需要由中央的绝对权威来协调，尤其是各省市跨区域性的问题，如大型基础设施、区域性市场建设以及各地区之间相关经济事务等，都需要中央政府的亲自出面协调、干预或支持，只有中央从全局进行分类指导，才能西部开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再次，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支付效率。微观主体——企业将是西部开发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必须要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必须明确：(1)中央转移公共财政支出重点。国家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建设，政府不应再参与竞争性行业活动，也不宜再对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建设投资，应主要转向支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严格确定公共物品选择的优先领域，将交通设施、通信设施、城市基础设施、水利与防洪设施、基础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扶贫等作为首选投资部门，提高教育、卫生、计划生育、扶贫、环境保护等公共开支占财政支出的比重；(2)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政府应将有限的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成本效益最高、受益面最广的社会发展领域，要真正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调整各类公共服务支出结构，扩大人口受益面，其目的就在于使全社会各个阶层人群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缩小在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方面所存在的差距，使人人享有基本教育、卫生机会平等的基本权利。 最后，还要推进西部地区的民主化进程。西部大开发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没有人民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要让人民有“主人翁”意识，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西部大开发中来，而不是消极被动接受。这就要积极鼓励公众参与、舆论监督，并与公众、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甚至跨国公司建立伙伴关系。(1)强化中央对西部各级政府行为的监督，披露各种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信息，使公众获得更多的知情权和表达权；(2)凡是涉及到运用权力的地方，都要设计监督权力运用的机制；(3)加大人民群众在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充分利用各级人大、企业职代会和村民大会，从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的参与，不做政治摆设，真正发挥监督的功能。

　　俗语说的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只有不断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才能保证西部大开发有条不紊地进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才能得到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