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在佘祥林被正式宣判无罪开释后，本报记者与这位11年青春冤困牢狱的汉子对话(详见本报4月18日A15、16版报道)。与许多人预判的不一样，出狱后第一次娓娓道出心事的佘祥林，没有讷讷寡言，没有激烈怨愤，没有涕泪横流地感恩戴德，没有“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心灰意冷。对于引出故事的张在玉，他说没有恨过；对于陷己入罪者的下场，他说自己在等；对于死，他表示不怕，就怕死得不清白；对于自由，他表示向往，但不愿“背着黑锅进来又背着黑锅出去”。这一切，当然要让人于同情之外更对他刮目相看：飞来横祸，不白之冤，家破人亡，高墙围困，没有让他精神崩溃，没有让他愤世偏激，没有让他唯唯诺诺，没有让他是非不分，没有让他真正放弃——就像一个电影里的奇迹，11年牢狱之灾，他并没有轻易地选择被体制化。这是佘祥林蒙天之幸沉冤得雪之外的另一重幸运。

　　什么叫被体制化？简单说便是你一开始排斥它，然后逐渐会习惯它，足够时间后你会依赖它。这是一个信念与希望被一点一点磨灭的过程，是一个肉体被上了镣铐之后灵魂也被套上枷锁的结局。监狱中的犯人，无疑是对体制化最有深刻认识的人。而佘祥林以绝对清白与冤枉的自知被投入大牢，内心更是不甘，自然会有极其强烈的信念与企望，但自辩被严刑逼供堵住，自救被打击报复吓阻，这11年间，信念与企望无疑也是在与日俱减的。所以，佘祥林遭遇牢狱之灾，不是没有被体制化的危险。正像他一再表达的，“以前我是一个犯人，现在忽然成为一个正常的公民……我好像已经习惯了低着头，忽然要我抬起头来……我倒觉得很不习惯。”这样的不习惯，是因为有了另外的习惯——背着黑锅十多年，佘祥林已经觉得“在监狱就像一种逃避”，甚至觉得死也是“一种解脱”。

　　如此种种，其实意味着佘祥林不仅屈服于严刑逼供，更意味着这个无比清白的人也开始渐渐怀疑起自己的清白来。面对记者的问题，佘祥林说他开始不相信自己最初的判断了，开始觉得“原来的信念好像变成了一个幻想”。这不是什么生活的残酷，也不是什么佘祥林以为的“毕竟时间太长了”，而是任何个人的任何信念与任何坚持，在面对动用了国家强力机器的某种体制力量面前，毫无疑问都会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即便佘祥林在体制化面前痛苦挣扎，最终没有选择放弃，但这种不放弃的努力，绝望中万分之一的希望，竟只来自他对张在玉可能返家的苦苦等待，而不来自他对法律正义的信心期待。

　　但无论怎样，佘祥林毕竟有信念，毕竟有坚持。虽然他没有花11年的时间挖掘出一条通往自由的隧洞，没有利用巧妙布置令故事里的反派接受惩处，但他一样努力地抵抗着体制化的诱惑与威力，尽管他选择的只是最低层面的决策——活下去！因为活下去还有希望恢复清白，而死了就等于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显然，佘祥林内心的自知并没有泯灭，精神的尊严并没有投降。听，他如此说：“我想我要活着，我要出去，尽快出去，再想办法证明我的清白，我要去寻找张在玉，尽一切可能。”这言语中的坚韧令人怦然心动而肃然动容。11年来，在自辩自救给自己及家人带来打压的困境下，佘祥林以这样的方式默默提醒自己的清白身份以待来期。倘若张在玉没有返乡，而佘祥林出狱后去千里万里寻妻，那他固然是要为自己洗刷冤罪，但又何尝不是在为被某些人所玷污的法律救赎呢？

　　佘祥林之所以受到我们的如此关注，是因为在他之外必然还有他们，而他们其实便是我们——只要任何一个人可以被无辜入罪，那其实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能被无辜入罪。我们关心他，实在就是关心我们每一个自己，关心我们这个国家。如今，我们听到佘祥林爱憎分明的充分表达，看到佘祥林讨回公道的积极举动，得知他内心深处虽然动摇，但终究保持住了的清白自信，便多了一些乐观人心与正义的理由——倘若我们每一个人多一分忠实于内心的真实，那我们的法律便多一分忠实于正义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