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0月4日:上海滩，战争状态下的市民们

　　记者◎王恺 图◎秦风

　　租界内外的难民

　　1937年8月13日，涌进租界的难民达60000人。从那天开始，上海的租界内外变成两个世界。“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劫后的上海》，1938年出版的，一本记录上海淞沪抗战始末的书这样形容。

　　“租界和华界本来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租界的地段在市中心，房子昂贵。一般市民愿意到华界生活。淞沪抗战爆发前，报纸上租界的空房子招租的多。”研究租界生活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吴健熙说。但是，10月4日的报纸上，招租的广告几乎绝迹。战争期间的租界房子显示出它的金贵。

　　本来，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之间，就有大大小小的牢固的铁栅门50多座，法租界与华界的南面边界本来是干涸的一条河流，经常有人走来走去，“法国人为了省去南边来的麻烦，在战争爆发后雇佣了几百名工人，筑了一道4华里的砖墙。只在里面开了几道铁栅门。”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郑祖安说。

　　除了8月14日、23日毁灭性掉落在大世界、南京路上的炸弹，租界里的生活是相对离开了战争火光的。《申报》上刊登的《租界安全日益巩固》的文章给租界里的人一剂定心丸。表示将沿着苏州河建立第三道防线，“英美防兵达一营以上，所有沪西及中央区只防卫，概由英军接任”。

　　10月开始了继8月13日后的第二次难民潮。随着战争加剧，闸北、江湾、真如一带战区的难民恐慌到了极点，沿着沪杭铁路滚滚而来，想通过公共租界西边防御线进入。但是8月13日后涌进的大批难民已经在租界里缺乏容身之处。于是，铁栅门紧紧关闭，在铁栅门外的难民挤在一起，又要逃避头顶飞机的轰炸，又要央求把门的巡捕，“难民比前更多，箱笼被褥，木器家具，千车万担，绵延数里”。按规定，行李是不能带进租界的，所以沿途丢弃的行李很多。

　　“天空里出现一架日机，就会引起很大的骚动和纷乱，后面的人尽力往前涌，男的哭，女的叫，夹杂着被挤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践踏的惨叫声。”

　　实际上，“遵守严格之中立”的租界在8月底已经接纳了70万左右的难民，“当时租界有100万左右居民，现在每人要接纳0.7个难民，环境要崩溃了。”郑祖安说。报纸报道:“在法租界大马路两旁商店门前露宿者，亦不下数百人，大都狼狈不堪，日来仅赖一二热心人士，购买大饼馒头，此外并无给养。”即使是在收容所里面的难民，日子也照样狼狈，“记者曾望中央收容所看过一次，把龌龊的玻璃门推开，把脚步跨了进去——我们如同打开了一个地狱的门。”

　　“外滩公园里，永远有一群人聚集，在谈论每天发生的状况，‘为什么打仗的地方云不同呢？’有人问。‘那不是云，是黑烟，是房屋被烧毁时的黑烟。’”

　　租界的铁门关闭后，大批难民聚集在租界铁门外，租界内的各种团体机构，以及个人购置大量的馒头烧饼，送至各铁门口，由巡捕代为抛送。后来难民日多，于是沿路各商店店主、住家开始在自己的窗口抛送食物，“纷纷如雨滴而下”。

　　在南市区紧邻法租界的地方，由国际救济会和法国神父饶家驹成立了一个收容20万难民的难民区。饶神父的一只胳膊在欧战中失去了，他说着上海话和法语，安慰难民，布置工作。对日本人他则说简单日语:“这是你们军队批准的难民营。”在这里参观的彭启一看见:“角落里一个刚生了死婴的妇女在拼命多要一个馒头，而被难民营救出的、从浦东过来的四天没吃饭的难民千余人像‘一群冤魂’一样移动过来。”难民营周围的民房在火焰中继续燃烧。

　　10月4日夜，日本军队在进攻郊区罗店时使用了毒瓦斯。战争结束后，一名叫枫叶的学生回到故乡罗店:“海滩附近的房屋，成了一片瓦砾;田野里躺着许多死尸，面目都已模糊不辨，臭味从地面蒸发起来，跟着风吹来阵阵浑浊的腥臭。”

　　也在此日，上海市政府创办平民儿童医院，救济难童，战时，每天平均死亡难童100人左右。报纸上连篇发表着儿童难民营的消息。

　　伴随难民脏乱的生活而来的是瘟疫。

　　10月4日，中山医院已经收治了租界里的2000名瘟疫患者，上海流行霍乱已经近一个月，被香港等地宣布为“疫区”。该院从当日起由伤兵医院改成了专门的“时疫医院”，由红十字会管理，但是，这在平时理应轰动的大新闻和战争的新闻相比就显得轻微了，几家报纸在角落发表了这消息。

　　海上闻人的“抗战生活”

　　10月4日，杜月笙自己花钱在各报纸上做广告，说他当晚要在电台演说，劝募棉背心，支援前方。这个当年水果行的学徒曾经在寒冬挨冻，受人耻笑为“腊光月生”。

　　随着天气渐寒，战场上最需要的是棉衣，“军事委员会来电征募御寒品”的消息已经在昨日报纸上刊登。10月4日《大公报》报道普通市民周镜辉先生捐献了价值1000多元的羊毛衫裤给空军;而苏维明先生也在报纸上刊出文章，怎样“费时短、用料少、最适用地制造棉背心”。海上闻人杜月笙当然不会落后。

　　“当时在文化上最有影响的是郭沫若他们办的‘救亡日报’，但是在具体事物上，做出贡献最多的应该是担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的杜月笙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邵雍曾经对杜月笙在淞沪抗战间的行动做过钩沉，得到这样的结论。

　　早在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之后，杜月笙就和日本人结下了梁子，东北有人大量销售假冒其所有的长城公司的唱片，但法庭无法受理，因“当事人利用日伪之力量破坏司法”。此事助长了杜的反日情绪，“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和杜很有交情的上海行政长官宋子文力主抗战，对他也很有影响，在当时，他和地方协会就募集了大洋27万元交送十九路军。

　　“他在30年代，已经逐步摆脱了帮会生意，转做正经生意，大量投资于工商业和金融业，比较著名的有浦东商业储备银行、中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经济利益已经和日本人有所冲突了。这也是他在30年代一直大力提倡用国货的原因，当然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邵雍说。

　　此次淞沪抗战一起，杜月笙就忙碌起来，“他是个爱面子讲义气的人，喜欢说‘闲话一句’，表示自己能力超强。加上蒋介石看得起他，他就更卖力了。”8月19日，他在报纸上发表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他主持的募集会就募集到了救国捐150万元，对抗战帮助很大。

　　留存下来的杜的讲话颇有正气:“从‘九一八’到现在，这七年间，备受敌人的压迫，我们常常卧薪尝胆地刻苦自励，同时期待着世界的公论。”但是现在“我们绝不能依赖人家帮忙，救国完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杜自担任上海商界劝募队副队长以来，利用自己上上下下的影响力，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占全部发行量的1/6。“他有当时国民政府都没有的广泛的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肯出力。像黄金荣就贪财，只拿进不拿出，做不到像他这样。”邵雍说。

　　10月，他除了募集棉衣，还个人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捐献了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花万余元购买了装甲汽车捐献给了右翼军司令张发奎。

　　当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部队缺乏食品的消息传出时，一天之间，杜就送去了20万个烧饼。面对这过多的烧饼，谢晋元致函杜表示过于充足，让他转告继续捐赠的市民:“希望最好购买救国公债，或捐助现金，做全国抗战牺牲官兵之抚恤，以免浪费。”

　　11月26日晚，杜秘密乘船赴香港，走前购买了大量《西行漫记》、《鲁迅全集》捐献上海租界内的图书馆。

　　和杜这样的巨头相比，普通百姓的捐赠虽然数量较少，但也充斥着日常生活:10月4日，各报纸的广告版面满是各协会、同乡会劝募捐衣服、食品、金钱的启事;王芸生号召市民献金的呼声一起，有七龄女孩来到中华妇女运动会上捐献银元三枚;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在号召里弄妇女收集碎布做军鞋;上海市慰劳委员会来了两名小朋友捐献望远镜;市商会发表宣言:对日经济绝交。

　　“上海各界市民充分表现了爱国热忱，无论男女老幼都与前线战士一条心。青年学生与工人组成‘抗战就国青年团’，地方人士杜月笙先生等组织‘抗敌救援会’，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民心士气高涨到了极度，实开我国总体作战之先河。”当时88师的参谋张柏生这样记录。

　　抗战时期的消费社会

　　逍遥舞厅在《华美晚报》上的这则广告已经做了几天了，10月4日仍然在持续:大字是茶舞开始即赠送:战事照片。次大的字是:数百种。下面的小字则是:战地冒险拍摄来，珍贵非凡，人人可得。

　　“上海的市民消费社会的特性在这张广告中展露无疑，他们仗着自己有租界的安全保护，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消费一切，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吴健熙说，“加上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战争期间消息不畅通，现在舞厅以战争照片为招徕也不足为奇。”

　　其实，不仅是购买照片，这样的消费在租界报纸上也在流行。没法报道战区里面的真实消息，大家就报道战争的“花边新闻”，“三个中国兵利用空帽子打死日军”的新闻一直在报纸上登了几天。每个进入租界的伤兵都有记者前来探访。要不就是大量地关于难民的充满感伤色彩的报道。

　　当时，租界里的人普遍以为这样的战争不会长，连马寅初这样的著名人士都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说战争不过几日内就会结束。更多老百姓不知道战争的漫长岁月将一直持续下去，报纸上的财经消息在报道某些商人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套路，开始囤积颜料。“真正需要的米煤等生活用品大家还没考虑囤积，总以为这战争再过几日就结束了。”吴健熙说。10月4日的《大公报》上，上海市民食调节委员会宣布米粮每担加价四角，但原因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海关征收转口税”。报纸同时还宣布“柴炭到货多日，菜价恢复常态”、“存煤足够维持三到四月”。普通市民绝对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孤岛岁月，他们将在物资的渐渐匮乏中度日如年。“上海人就是那时候起变得越来越穷的。”

　　而真正预测到战争惨烈的国民政府官员已经开始进行准备:首先是大批工厂的搬迁，8月12日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成立，将一批与战备相关的工厂内迁;现在已经到了“迁人”阶段，陈诚通过军委会专门成立了“抗战演剧队”，该队随军演出，所谓“共赴国难”，上海滩名噪一时的文化明星全部卷入其中迁入后方。包括电影明星胡蝶、陶金、白杨，也包括漫画家叶浅予和当时崭露头角的滑稽演员杨华生。10月的上海滩报纸上，再见不到他们的踪影，后来汪精卫在孤岛时期组成的“中央电影公司”，苦于没有一流演员，不得不大力培养新秀。

　　国产电影陷于停顿:10月4日大光明、大上海电影院的影片都是放映将近一个月的美国恐怖侦探片《魔术大王》、滑稽巨片《腾云驾雾》。而在淞沪抗战爆发前，美国的电影在本国上映的一周后会准时在上海露面，“当时基本做到同步上映”。

　　戏曲演出也少了，南北交通的断绝使北京的京剧名角难以出现在上海舞台上，以前一直没有流行的话剧开始编写抗战戏，描写战争的“在火线上”开始演出。

　　“30年代的上海的繁荣已经促成了稳定的中间阶层，上海人习惯于过别的城市还不太流行的消费生活，战争时期电影院去厌了，戏园子没有戏可以演出，当然去舞厅的就多了。加上舞厅也是当时的新鲜事物，见报率高。”吴健熙这样解释10月4日华美晚报上众多的舞厅报道。

　　当时的舞厅报道也和抗战有关:“舞女救国，舞国的同志们，莫再当舞女是不中用的，他们都有热的血、健的腿，为垂危的国家来出一份力量了。”维也纳舞厅的陈姓老板决定将所有收入捐献抗战将士。

　　荣氏面粉厂成为作战指挥部

　　“就在军民一片的同时，五方杂处的上海不免有极少数地痞流氓，受日本人收买利用，混杂在都市各个角落里，做通风报信的工作。”张柏生这样形容他们9月、10月被迫的搬迁。

　　他们最初的指挥所设立在由沪西到火车北站的中山大道的三十一号桥附近的观音堂上，一时间这里成为记者和热心地方人士的探访慰劳的目标，孙元良将军不久后决定搬迁，并且侦察新位置，选定苏州河畔荣氏家族的企业茂新面粉厂。正好在他们离开期间，日本炮舰对准观音堂轰炸，“中殿佛像被炸得粉碎，我的床铺被炸得无影无踪，残壁上插着好几枚不发弹，不禁捏一把汗。”张回忆。

　　茂新面粉厂的指挥所也招待了当时记者曹聚仁，他记录道:“那么一个黑洞洞的堡垒，表面看去，好似沉在静寂的深渊中。一进入厂房，只见灯火辉煌，官佐们忙忙碌碌，在指挥前线的战争，房中灯光，给厚黑的棉幕隔在门户之内，人声也给沿墙堆积的面粉包吸收掉了。军方支配着这堡垒和闸北全线的命运。”荣氏家族在淞沪抗战刚一开始时就进行大转移，将许多工厂搬迁到了内地，此时间，只留下极少的员工，这时都闲散在一边，无所事事。

　　但是，指挥部不管怎样搬迁，“敌炮总是如影随形”。最后选择了坚固的四行仓库，但对外仍然以观音堂为联络地点，四行仓库是金城、盐业等四家银行的堆栈，面临苏州河，河对面是公共租界，坚固耐守。军队劝说居民搬迁，“市民们扶老携幼越过苏州河，避入公共租界。直到闸北放弃，我们司令部没有再移动，最后作为最后阵地，授命八百壮士坚守，留下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茂新面粉厂的屋顶，原来是金鱼园，养着大大小小的几十缸鱼，也有几种非常名贵。自从9月日军控制了闸北水厂，自来水的来源就断了，炮火越来越猛，厂里仅有的留守员工也进入公共租界，这些鱼全部倒毙。厂门的右边，是巨大的垃圾箱，不时有大大小小的猫来享用他们最后的晚餐。有几只雪白波斯猫，在垃圾堆边咽下最后一口气。10月4日的闸北，留下的居民不足百分之一，曹聚仁写道:“众生自在历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