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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年04月25日09:55 来源：东方网-解放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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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右二）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会见白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领导人。
21日，到访北约的美国国务卿赖斯会见了白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公然煽动白俄罗斯民众造反，而此前，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已表示有意在2006年发动革命，彻底推翻现政权。种种迹象表明，继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之后，“颜色革命”这副“多米诺”骨牌仍不会轻易停止滚动，除了白俄罗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还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颜色变幻”的面纱背后，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在暗中操控这一波“民主改造”浪潮？
主持人：本报记者 葛小瑜 杨立群
嘉宾：潘占林（中国前驻南斯拉夫、以色列大使）
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胡键(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中亚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记者：有专家认为，前苏联地区愈演愈烈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是西方推行的第二轮“和平演变”。从赖斯对白俄罗斯的言行来看，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权更迭显然不是一个终点。同时，布什连任以来，白宫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浓，并更多地强调“民主”的口号。“民主”也好，“反恐”也好，都是美国谋求一超独霸，推行单边主义的一件外衣，而这中间的微妙变化，应该如何看待？
潘占林：我认为，美国并没有放弃“反恐”大旗，与此同时，也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行“民主革命”。进行“反恐”，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目前，伊拉克“反恐”战争仍处于进行时，而布什在其第二任期更高地举起了“民主”大旗。由于“反恐”往往采用武力手法，耗时费力，成本很高，并经常有较大的伤亡，因此其将来更可能采取“文”的一手，即所谓的“民主革命”，文武两手相得益彰，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战车的两个轮子。
赵华胜：“颜色革命”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美国因素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民主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独联体地区的“颜色革命”绝不是特例，不过，在这背后隐藏着地缘政治特别是美俄竞争等因素，即美国对地缘政治的利益诉求与民主改造之间是互为原因、互为目的的。
布什在第二任期内确实对“民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是因为“9·11”之后以反恐为第一要务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历时4年、反恐任务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塔利班被打垮，基地组织被分解，大规模的恐怖组织已经不复存在，迫切严峻的反恐形势得到缓解。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国家，其民主政策也不可避免地沾有实用主义色彩。当美国在某个问题上非常需要另一国家的支持之际，它是不会介意这个国家是何种政体的。对于布什政府而言，“民主”是一个手段，如何使用完全取决于不同形势。
胡键：“反恐”和“民主”实际上是布什第二任期内对外政策“一个美元的两面”。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美国的政策重心显然又重新回到了后苏联地区。与伊战之前不同的是，美国在该地区不是打着“反恐”的旗号，而是打着“民主”的旗号。美国这一方针的变化，有必然性和偶然性两方面的因素。美国对后苏联空间的改造是美国政策方针变化的必然性因素。美国赢得了冷战，但并没有真正赢得后苏联的战略空间，改造后苏联空间是美国既定的目标。“9·11”事件以后，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国际反恐联盟的破裂，以及在后苏联空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这些国家反对派力量的壮大，是美国政策方针从“反恐”到“民主改造”转变的偶然性因素。由于后苏联地区各国的大选一直要延续到2006年，美国决不会轻易地放弃这样的机会，也就是说，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民主改造”后苏联空间将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记者：“颜色革命”的发生，应该说内因起了主要作用。当事国的前政权往往因为没能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背离了民众的意愿，使国内矛盾激化，从而为反对派壮大提供了空间，也令外来势力有机可乘。对其他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中的国家来说，值得引以为鉴。
赵华胜：前苏联解体之后，整个经济体系崩溃，再加上当事国的国内政治斗争以及不甚合适的经济政策，上述国家普遍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之中，贫困现象很严重。同时，类似两极分化、贪污腐败、裙带关系之类的社会不公现象尤其突出，民众对此相当不满。随之而来的地区矛盾、族群冲突等等也都被激化。上述因素综合起来，国内矛盾就相应而生。
当事国实行的都是多党制，反对派的存在不是不合理的，如果选举是公正的、透明的、符合宪法的，政权的交接也是正常的。但那种人为的组织、操纵与支持反对派利用一切手段制造混乱夺取政权的手段，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也是违反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然而，有一点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即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者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那就很有可能失去政权。
胡键：后苏联国家政权的最大特点是原苏联的国家机器和政治精英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原有制度的各种弊端也同样在国家独立后继续保持着自身的惯性，包括集权体制、权力腐败、法律虚设等等都腐蚀着这些国家的机体。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经过十余年后仍然在困境中徘徊，有的国家甚至迄今还没有达到1990年的水平。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与政治腐败两个原因合在一起就足以让反对派有充分的理由进行“颜色革命”。因此，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虽然还没有发生“颜色革命”，但并不意味不会发生。
潘占林：“颜色革命”的确教训深刻。当权派为谁执政？是为党派、小集团，还是为个人和家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执政就没有根基，就会最终被人们唾弃。只有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心全意为民谋福祉，才能使社会稳定，使国家长治久安。而为民谋福祉，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与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与群众心连心，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甚至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不可避免要被掀翻在地；为民谋福祉，也必须勤政廉政，贪污腐败，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人民是不会容忍的。
记者：“颜色革命”过程中，西方势力的操控之手隐约可见。他们通过培育亲西方媒体以及反对派力量，通过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渗透等等方式，影响甚至改变当事国的政治进程。在喧闹的街头活动背后，这些隐蔽的手段是如何推波助澜的？
胡键：在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中，很显然，外部力量的操控之手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外部力量的隐蔽手段在“革命”的过程中发生影响一般经历以下几个过程：首先是“革命”前的准备，这包括培训“和平革命”的基本素质和手段、培植有潜力的反对派；其次是利用选举中某些地方出现的违法行为，借助于自己培植起来的舆论工具大力渲染，甚至故意夸张选举违法行为的影响；第三是攻击执政派腐败的政治“软肋”。因此，即便仅仅是某些地方选举违法，但执政派的腐败政治仍然可以作为被攻击的目标，结果使指责选举违法转移到政治腐败上来；第四，利用民众对执政派长期执政的不满情绪，充分发动被“启蒙”了的民众进行游行示威，并提供资金援助。因此，连美国等外部势力都非常清楚，他们推行的“民主”实际上是在用“民主”来戏弄这些国家的民众。最终是迫使执政派领导人辞职，以达到“民主改造”的目的。可见，内部的“颜色革命”与外部的“民主改造”是葬送这些国家政权的两只手，二者缺一不可。
赵华胜：在“颜色革命”过程中，美国和西方的存在以及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渗透不仅仅表现在最后的选举时刻，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准备，例如由西方资助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从苏联解体伊始就已经存在。此外，独联体国家的发展也正好到了“改朝换代”之时，可以说美国也正是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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