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我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即教育督导员，我母亲是首创蒙养院即幼儿院的当时妇女界先进入物。我的父母上有祖母和她守寡的妹妹,下有子女五人，我是老五。一家九口的生活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来供养。母亲在家以有限的收入经营管理这个小集体。当她病重时，曾要我几个哥哥根据历年的日用账进行统计分析，按各项支出画成曲线 ，并列在一张表上。用红线表示的教育费用高高居上，她指着这张表说，她的理财原则是量人为出，先扣除教育费用然后以 余额安排其他项目。我曾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重复我母亲的理财原则，希望国家也能采用。我母亲按这个原则把五个子女都培养成才。在她临终时说，除了最小的一个外，我对子女的教育是尽了力的，结果也能使我放心。她除外的一个就是我，我当时还是个中学生。我进大学是靠我姐姐的支持， 进入了研究生院以后就靠国家的公费，完成了我的学业。一生 督促着我不敢自暴自弃的还是我母亲的那句遗言。 费孝通：《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