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毛时代美术是怎样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的？现在它还在产生什么影响？

　　李：作为意识形态与理想主义奇特结合的产物，毛时代美术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1942年毛泽东发表的《讲话》的确是建构一种全新的革命文艺的纲领，所谓“全新”，是指它既不同于近现代以来建立在伤时忧国的道德批判传统上的左翼文艺，也有别于许多左翼文化人所致力传播的苏俄进步文艺，它是建立在本土经验、毛体文风和高度成熟、运用自如的意识形态运动基础之上的中国革命文艺。

　　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主要为：一、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过程中，成为意识形态力量全面渗透生活的形象表征；二、以一种极端理想主义加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图像语言极大地纯化和塑造了几代人关于艺术审美的理想。在毛时代逐渐结束之后，毛时代美术的影响仍然存在。从“星星画展”为代表的社会批判意识，到“伤痕美术”、罗中立的《父亲》等，其影响仍闪烁着光芒。即便在今天的公共艺术中，某些当年的艺术语言、图式中的元素仍在发挥作用。

　　记者：您当时看过的最震撼的是什么作品？

　　李：“文革”前我读小学二年级时，登在《小朋友》画报封面的《贫农的儿子》(作者：蔡亮)给我印象很深刻。两个少年向毛泽东要求加入红军，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对理想的向往、对个人投入集体的追求、献身的热情等等这些精神与体验是具有永恒价值的。

　　记者：您认为重提毛时代美术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是对当下审美潮流的矫正，还是对精神记忆的延续？

　　李：毛时代的美术总是能够与那个时代的总体目标相契合，无论如何它都是那个历史语境中有力量、有创造性的领域。我认为今天重提这段艺术史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对当下艺术状况的反思。

　　过去在全能政治意识的专制下，纯粹审美的东西被看作是异己的、要被批判的，人们对于纯粹审美的要求深被压抑。“文革”结束，渴求审美向往的心灵苏醒过来，人们突然间感觉到小夜曲、风景画、静物画等比较单纯的审美对象更能抚慰心灵。这样一种审美潮流逐步衍生出来，并以此作为对意识形态化的艺术的拒斥，这种进程是很自然的。然而，在这里已经透露出，对政治的强烈反拨使审美的自足走向某种自恋的倾向。我并不想否定这一变化的现实合理性与历史进步意义，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了它在中国现实语境中所导致的另一种倾向：忽略了艺术的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抛弃了艺术与历史和当下生活苦难的联系。

　　因此我认为，对毛泽东时代美术的研究和介绍，不仅是一种个人精神记忆的延续，更重要的是对建构当代艺术的批判性力量与社会关怀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