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智慧和灵活，是外交政策的技巧，这种政治技巧在今天的中日关系中同样需要

　　本刊记者/黄艾禾

　　对日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之一。

　　50年来的中日关系，既有“蜜月”，又有“冰期”，经历了民间往来、半官半民、官民并举直至正式缔结政府间友好关系的几个不同阶段。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曾一次次地波澜迭起。

　　从民间外交到“半民半官”

　　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日关系，是靠民间人士发展起来的。

　　1952年4月，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帆足计、绿风会参议员高良富和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三人，在莫斯科参加会议期间，接受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邀请，冒着被日本政府处罚的危险，飞抵北京，并与中国政府签下了第一份民间贸易协定。虽然协定规定的金额仅3000万英镑，但他们的行动打破了两国之间的坚冰。

　　接着，从1953年起，中国方面开始协助日侨回国；同时日本方面也要把战争期间死在日本的中国劳工和抗日烈士的遗骨送回中国。这件事由双方红十字会出面进行，总共接运了近4万日本侨民回国，而日本方面共送还遗骨3000多具。中国方面甚至为归国的日侨提供从离开住地到登船为止的伙食、住宿、旅费(包括50公斤行李运费)，让日本方面的代表出乎意料，也很受感动。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由周恩来总理具体指导，他连这件事的说法都仔细推敲，认为日方称为“撤侨”的说法不妥，主张称作协助日侨回国。由于这项工作的圆满完成，才有了日本红十字会邀请中国红十字会访日的举动。

　　1954年10月，以李德全为团长、廖承志为副团长的中国红十字代表团，成为到达日本的“新中国第一人民使节”。在当时国际形势下，周恩来对代表团的成员们说：“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

　　随后，中日双方同意在对方国家互办商品展览会。1955年，中国商品展览会在日本举办，1956年，轮到日本商品展览会在中国举办。当时遇到一大难题是要在北京展览馆前挂日本国旗，这让许多中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于是，周恩来嘱咐有关人员说：要“向群众讲清楚，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民是没有责任的，日本人民是愿意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况且现在情况变了，中国和日本都不是过去的中国和日本了，应该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友好。”

　　1955年，中日签署民间渔业协定。1962年，签订了廖承志、高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协定(即L.T贸易)。1964年，中日双方在各自首都开设L.T贸易常驻代表机构并实现中日交换新闻记者，这标志着中日关系已由民间外交发展为半官方外交。

　　实际上，当时中国政府对日政策的核心制定和参与者，是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毛亲自决定中日关系中的大事，周则制订对日的方针政策，陈是当时的副总理兼外长，也是中央外事小组的组长，廖是副组长。周曾经谈到过中日关系的四种方式：一、日本废除日蒋条约，和中国正式缔结和约；二、日不废除日蒋条约，另外又和中国签订和约；三、日本现政府首相或外相来访中国，宣布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前任首相访问中国，只承认中国而不承认台湾，为恢复中日关系、推动两国邦交正常化而努力。

　　这四种方式中，第一种最好，但也对日本政府压力很大；第二种会造成“两个中国”的不利局面；第三种，日本现任领导人还没这种勇气；所以当时的做法是采取第四种方式而争取第一种方式。事实上，以后的中日关系发展，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都是按照周的这种设计进行的。

　　中日邦交正常化：水到渠成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日关系从民间外交到半民半官一直发展下来的结果。但是这之间并不是没有波折。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当年4月3日，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在日本长崎百货公司举行时，两名日本暴徒冲进会场撕下中国国旗，造成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事后长崎警察局对肇事者略加询问便予释放，中国政府对此提抗议时，当时日本首相岸信介却说：“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侮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

　　5月11日，陈毅发表声明，向岸信介内阁提出严重抗议，宣布废除中日钢铁贸易长期协定，中国政府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的许可证，不再延长为期一年的中日渔业协定，一系列的中日文化交流也取消了。

　　此后，中共外办的对日组一直在密切关注并分析日本政局，认为极需提高民间外交的层次。

　　1959年上半年，廖承志向周恩来和陈毅汇报，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建议邀请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访华，认为他是改善中日关系最合适的人物之一。8月，周正式向石桥发出邀请。

　　在此之前，中国还邀请过另一位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访华。周恩来对石桥的两次访华评价甚高，他还借机将了日本一军：“日本只有卸了职的首相才来中国访问，现在首相则不来访问。北京机场随时向日本现任首相开放。”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同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1972年2月27日，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这对当时的日本政府冲击很大，日本国内要求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呼声也日益强烈。

　　1972年7月6日，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机会成熟了——因为田中曾表示，一旦当上首相，就立即建立日中邦交。

　　就在田中组阁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派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团到达东京，向田中发出邀请信息。当9月2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宣布田中将要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的时候，驻东京的中国记者向国内发回信息，告知田中的起居习惯：田中怕热，室内温度常保持在17度，爱吃香蕉，爱喝大酱汤。

　　宣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是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签字的。但这并不是说双方的会谈一切顺利，曾经出现了一场著名的“麻烦”风波。9月25日，田中曾用给中国国民“添了麻烦”来表述那场侵略战争。第二天，周恩来就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用“添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中间是绝对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后来，在中日政府联合声明中，日方关于这一问题的表述改用了“痛感”负有责任和进行“深刻反省”。

　　20年蜜月期：甜蜜与不和谐

　　中日复交后，中日间的友好条约又花了6年才缔结。这中间，中国经历了文革结束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中日关系的开拓者的逝世，到此时，代表中国到日本去出席友好条约的交换批准书的，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当时在日本国内，阻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一大难题是钓鱼岛问题。后来中国与日本方面商定，这个问题先搁置。

　　邓小平后来访日时对日本新闻界说，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先搁置起来，留给下一代解决，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现邦交正常化，宣布了两国结束战争状态，而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是从立法上完成了中日恢复邦交的正规手续。从此，中日关系进入到一个被许多史学家称为“蜜月”的时期。

　　1983年，胡耀邦访问日本。在东京的NHK大厅，胡对日本青年发表演讲时，正式提出中国将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到中国参观访问。

　　连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听了都感到吃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以为听错了，是300人，结果是3000人，这真不愧为中国宏大的气魄。”

　　到1991年，中日之间的贸易额已达228.4亿美元，比中日复交前增加25倍多，1990年累计日本已有317万人次访问过中国，为复交当年的393倍，即平均每30名日本人中就有1人访问过中国，而与此同时，中日间结成友好城市的，已达127对。

　　但是，即使在“蜜月”中，也会有不谐和的声音出现。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把对别国侵略一概称为“进入”，并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淡化或删改，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1985年，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抗议，这已经是一种不祥的预兆。此后，对此的抗议声就没有停止过。

　　1998年，江泽民主席出访日本，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的首次对日访问。在会谈中，江泽民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就日本在两年内向中国提供3900亿日元贷款的问题达成协议，他们还同意，设立政府间“热线”，以便迅速解决两国之间的突发事件，加强青少年之间的交流，等等。

　　但是人们注意到，双方的领导人最后并没有在随后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虽然中国政府发言人朱邦造解释说，中国和日本双方完全没有考虑过要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并不是说发表一个文件就一定要签署。签署和不签署并不影响文件的效力。”但仍有外电报道说，没有签字是因为小渊没有对日本侵华历史在书面上做出明确道歉，只是对那段历史表示“深刻的反省”。

　　在此之后，中日关系麻烦不断，逐渐进入多事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