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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5年04月27日18:34 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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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比尔·沃尔，是一名勤恳敬业的经理人。家庭美满，事业有成，令人艳羡。然而，自2000年被诊断出心脏病后，沃尔就开始在生死边缘挣扎。多亏亚里桑那大学医疗中心成功为其实施了心脏移植手术，沃尔的生活旋即发生奇迹般的转变。
重获新生，让沃尔神采飞扬。但对自己在移植心脏后，拥有的那些新习惯与新喜好，沃尔至今仍诧异与不解。
手术前后判若两人
现年58岁的沃尔在接受美国《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几星期后，他无意间从广播里听到歌手沙黛的歌曲，却莫名其妙地啜泣起来。
“我开始哭泣，身体也随着旋律摆动。”沃尔回忆说。奇怪，沃尔以前从没听过法国女歌手沙黛的歌曲，也从不会沉浸在伤感的流行旋律中无法自拔。难道心脏移植手术可以改变一个人对音乐的偏好？
于是，沃尔与心脏捐献者麦克尔·布兰迪的家人取得联系，并获得一项重大发现。“这太奇怪了！”沃尔说，布兰迪生前是一名好莱坞替身演员，沙黛是他最钟爱的歌手之一。
如此怪事同样发生在现年70岁的保罗·欧德曼身上。欧德曼在美国密尔沃基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1993年，欧德曼移植了一名死于车祸的14岁男孩的心脏。
手术后一天，在与妻子佩琪一起逛商店时，欧德曼突然对糖果店产生浓厚兴趣。他在街角糖果店流连忘返，痴迷地望着花花绿绿的包装，无论佩琪怎样催促都不肯离去。令佩琪更为惊讶的是，他竟然像孩子一样往购物筐里装巧克力棒。
佩琪说，“他（在手术前）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另外，欧德曼突然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体育狂人”。他爱上了爱斯基摩人的划子，热衷滑雪，还可以劲头十足地蹬40公里单车。
“即使他明年打算尝试跳伞，我也不会感到惊讶。”佩琪略带苦笑地说。 “细胞记忆”传递喜好
专家认为，患者接受器官移植后重新燃起对生命的渴望，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毕竟，对于已经走到“鬼门关”的人来说，器官移植手术把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人间，有什么比拥抱第二次生命更开心呢？
亚里桑那州图森市外科医生杰克·科普兰博士领导的医疗小组，曾为沃尔等700多名患者实施器官移植手术。“他们从病态之躯转变为完全健康的人，仿佛变了一个人。”科普兰说，患者从器官手术前到手术后，经历起死回生的奇迹，必然感觉生活“焕然一新”。
然而，如何解释沃尔会喜欢沙黛的歌曲以及欧德曼会痴迷糖果这样的现象呢？为什么患者接受心脏移植手术后，其个性会随之发生巨大改变？
多数医生将这一问题的原因与健康状况改善、手术期间使用大剂量麻醉药以及某些心理因素联系在一起。举例来说，科普兰博士的患者坚持认为，他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一块“救命肌肉”，还有更多非物质化的东西。
亚里桑那大学心理学家加里·施瓦茨见解独到，他把这种现象称为“细胞记忆”。他的理论是，由于细胞囊括了人体整套基因“材料”，因而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必将从器官捐献者身体上“继承”某些基因。其中一些基因决定了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是口味的偏好。
看重临床研究的医生对“细胞记忆”一说嗤之以鼻，并称其为“科幻频道的无稽之谈”。密苏里州圣卢克斯医院负责心脏移植项目的特雷西·史蒂文斯博士说，“没有临床发现能够证明（‘细胞记忆’理论的存在）。”
尽管现在仍然怀疑患者“继承捐献者记忆”的说法，科普兰博士仍然谨慎地说：“我认为，虽然很难有证据证明它（细胞记忆论）绝对可靠，但我并不会将其完全否定。”
尽管没有从事足够科学研究，施瓦茨仍然自信地解释自己的理论，“像大脑一样，心脏也可以发生记忆。”
继承情绪建立友谊
但亚里桑那州的杰米·谢尔曼似乎更赞同“细胞记忆”理论，因为她同样也经历了一段奇迹之旅。
由于心脏先天不足，2001年11月，谢尔曼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康复后，她疯狂爱上了墨西哥食物：墨西哥奶酪卷饼、煎饼、软软的玉米面豆卷。所有这些，她每周必定要尝试几次。
现年28岁的谢尔曼告诉《人物》周刊记者，除了食物偏好有所更改，她在内心深处还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感。谢尔曼说，“我百思不得其解，怒火到底从何而来？”
手术6个月后，像许多其他器官移植患者一样，谢尔曼与器官捐献者斯科特·菲利普的家属取得联系。菲利普曾是一名电脑程序员，非常喜欢墨西哥奶酪卷饼。通过与斯科特母亲促膝谈心，谢尔曼似乎找到了无名怒火的来源。“他母亲告诉我，斯科特在一场斗殴中死去。”谢尔曼说，“体味斯科特的感受，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尤其当生活一切顺利。”
从斯科特家人角度来说，谢尔曼的友好与健康给他们带来几分安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能够从谢尔曼的鲜活生命中寻觅到斯科特的影子。斯科特的母亲对谢尔曼说，“尽管你们眼睛的颜色不同，但我能通过你的眼睛看到他。”
可以肯定的是，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都会从心里产生一种共同感受———那就是“感恩”。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可以主动与捐献者家庭联络，也可以通过器官采集机构给捐献者家庭发邮件。美国器官采集机构的丽贝卡·乌斯利说，“（双方）亲属往往能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当沃尔第一次接触心脏捐献者布兰迪的家属时，布兰迪的一个兄弟攥着听诊器，要求倾听沃尔的心跳声，那是去倾听他失去的亲人的心脏跳动。如此场景，往往感人至深。
纪念逝者享受明天
不过，有一些器官采集中心却拒绝透露器官捐献者的半点私人信息。克利夫兰心脏移植诊所的义工凯·肯德尔就采取这种措施。肯德尔说，“他们只要了解到那是一颗健康的心脏就足够了。”肯德尔认为，提供捐献者的私人信息，有时会对患者的康复造成障碍。患者通常会考虑到捐献者的性别或年龄。
通常情况下，接受过器官移植的人一旦想到器官捐献者，有可能会感到悲伤或者罪恶感，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健康体魄来自另外一个生命的陨落。这种负面心理可能对患者未来的生活产生影响。
现年38岁的多蒂·奥康纳曾患有囊胞性纤维症，10年前接受肺部移植后才过上健康人的生活。奥康纳说，“你会很开心，充满感激之情。但你也明白，同一天，某个地方还有一家人在伤心落泪。”她后来得知，自己的肺来自一名37岁的登山健将。
于是，每逢手术纪念日，奥康纳便会独自攀登一座此前未曾尝试的山峰，尽管手术前自己从未想过要征服高山。每当抵达顶端，她就在上面放置一枝黄玫瑰，以缅怀向她传递生命之火的登山健将。每年如此，渐成习惯。
“我几乎感觉他与我一起爬山，”她兴奋地说，“因为每当我抬起脚步，我就感觉空气进入了他的肺。”如今，即使是开车或乘飞机路过高山，奥康纳也会黯然神伤。“太怪异了，”她说，“你该作何解释？”
宾夕法尼亚州珀卡西的布赖恩·希斯坦丁24岁那年患上心脏病。其生命在费城坦普尔大学医院挣扎达7个月之久，其间依赖两台电子设备维持心脏机能。直到2003年，心脏移植手术终于让希斯坦丁结束苦难历程。关于心脏捐献者的信息，希斯坦丁所知甚少。他只知道捐献者生前是一名健壮、活力充沛的运动员，血型是O型。
感激逝者同时，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们迎来他们更加美好的明天。希斯坦丁的妻子斯蒂芬妮说，他们刚添置了一个帐篷，打算5月份前往蒙大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度假。斯蒂芬妮说，希斯坦丁很开心有机会获得新生，“他对生命充满更多渴望。”·马晓燕·（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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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即通过外科手段，将他人具有活力的器官移植给病人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手术。
临床异体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纪30年代。1954年，世界上第一例同卵双胎间的肾移植在美国波士顿获得成功，开辟了器官移植的新时代。
中国器官移植始于70年代，到1986年中国已进行肾移植手术1700多例，肝移植59例，心脏移植3例和少数肺、脾和胰腺移植。其中的一些项目还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目前器官移植术存在两大难题：一是供移植用器官的来源困难。器官移植需要从尸体上摘取大量活器官，这项工作越早越好，过晚摘取会使器官移植成活率降低或等于零，而因此失去了器官移植的意义。因此，死亡标准应重新确定，即改变传统的呼吸、心跳停止死亡的标准为脑死亡标准。对脑已死亡的人，只要死者生前不反对，其器官即可用于移植。
中国由于脑死亡标准尚未建立，使器官移植所需要的活体器官来源十分困难，而影响这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人们寄望于人工脏器的临床应用。
1982年12月2日，美国退休牙科医生克拉克移植了世界上第一颗永久性人工心脏并存活112天，为人们展示了这项技术的前景。
影响器官移植另一难题是：移植后的排斥反应。器官移植与输血相似，组织型符合才有效，否则移植的器官就会被排斥，甚至引起严重后果。除同卵双生的兄弟，或姐妹间的移植不会发生排斥反应外，其他器官的组织型配对异常困难。
70年代末，瑞士发明了一种名为环孢霉素的新药，能对抗排斥反应；近来美国又生产出一种单克隆抗体，能专一对抗排斥反应，从而改善器官移植的效果。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器官移植术会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致命性疾病的常规治疗手段。
（紫／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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