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名为《美国校园文化》的译著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若干年前,哈佛大学曾拒收一位女生,理由是该生素质太差。然而,由于这位学生的祖父是哈佛大学的主要捐款人和该校校友会的头头,所以学校在作出这一决定时感到十分为难。 为慎重起见,校方委派一位负责招生的领导亲自登门拜访,以便做些解释。出人意料的是,当这位学生的祖父明白校方来意后,不仅没有恼怒,反而如释重负地说:你们正好帮了我一个忙,今后再有朋友来求我“走后门”的话,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拒绝他们了。因为我可以告诉他们,我的话并不算数,这个学校连我的孙女都不收。对这位“阔祖父”来说,自己作为“主要捐款人和该校校友会的头头”,让学校为自己的孙女入学降低门槛,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而从学校角度讲,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一旦降低了标准,准许一位“素质太差的女生”入学,这不是自损形象吗?应该说,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然而,最后学校还是走出了困境,因为他们遇到了那位豁达大度、善解人意的“阔祖父”,“阔祖父”那番既严肃又幽默的回答,的确很耐人寻味。
其实,无论对于学校抑或这位“阔祖父”,他们最后在同一点上是达成共识的,那就是捐款、任职与学校招生无关。正因为如此,学校才敢大胆作出拒收的决定,而这位“阔祖父”才会予以理解并真诚配合。然而,真要做到这一点,委实不易。
联想到当今社会,“写条子”、“走后门”的现象并不鲜见。“写条子”、“走后门”者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为人办事;而受托者,因碍于托办者的权势,不得不开了绿灯。
制止“写条子”、“走后门”现象的蔓延,关键是领导干部要坚持原则,一身正气,不该帮的忙绝对不能帮,哪怕是熟人、朋友,哪怕人家曾经帮助过自己。笔者由此想到了叶飞将军。某杂志社一名女记者以前采访过将军,与将军比较熟悉。她很客气地对将军说,有一件事要请将军帮忙支持一下。将军说,只要他能帮助的,他都会尽力帮忙。记者说要在深圳搞一个活动,由他们杂志社和深圳的一个个体企业共同举办。活动规模很大,剪彩用的剪刀,都是纯金制作的,价值五万元人民币。谁剪彩,金剪刀就送给谁。将军听到这里,把脸一沉,毫不客气地说:“别说五万,就是五十万,我也不去。你走吧!这类事情以后别来找我!”
无独有偶,“两会”期间,一位省领导在参加分组讨论会上发言说:“家乡的很多企业要到我工作的省来发展。我对下属规定,凡是我的家属、子女、亲戚、朋友到你们那个地方去,你们第一不要接待,第二不要给情面,第三不要办事,谁给办事,我就追究谁的责任。”这位领导这样一番坚决的态度,对下属是一种“解放”,下属自能坚持原则办事,按政策规定办事。
在有些人看来,事情有大有小,对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领导也不必太认真,大可给人家面子,给“写条子”通融通融。但仔细想想,领导“写条子”、“走后门”,实际上是人为地破坏了竞争规则,其引发的一系列负面效应,是可想而知的。
最近,看到《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有这样的规定:市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要为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不为出版物作序。如有特殊情况,需经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审批同意后才能安排。作出这样的规定,其所凸现的是这样一个道理:领导干部不能随意使用自己的职权。各级领导干部不妨扪心自问:我能做到吗?(赵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