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基本思路和2020年远景目标研究

　　课题负责人：王梦奎 谢伏瞻 李剑阁

　　课题协调人：李善同 卢中原 侯永志

　　张军扩　李佐军　赵怀勇　刘培林 执笔

　　一、从我国自身历史比较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得明显成效

　　从我国自身的历史比较角度分析，改革以来我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第一，能源和电力的消耗强度大幅度下降。1995和2002年，我国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单位产出能源消耗强度分别为7．29和4．76吨标煤／万元ＧＤＰ；电力消耗强度分别为0．56和0．52千瓦时／元ＧＤＰ。其中工业部门按照不变价格衡量的单位产出能源消耗强度，1995和2002年分别为8．70和4．75吨标煤／万元增加值；电力消耗强度分别为0．69和0．55千瓦时／元增加值，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第二，单位增加值的排污量呈现下降趋势。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间，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废水、排放工业粉尘和产生的固体废物分别下降34％、52％和22％。

　　第三，增量资本产出比率（ＩＣＯＲ）的状况没有明显恶化。按每年10％的资产折旧率计算??1978～2003年期间我国ＩＣＯＲ的平均值为1．84，其中1978～1990年为1．79，1990～2003年为1．85。1990～1995年为1．35，1998～2003年为2．00。对于我国ＩＣＯＲ的这种变化，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进一步分析。（1）从我国自身经济转轨的特殊国情来看，与改革开放初期的高度垄断和短缺经济相比，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和供求状况的改善无疑具有降低平均投资回报的效应。（2）1998～2003年ＩＣＯＲ的显著上升，主要是受经济周期和政府通过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以扩大内需政策的影响，不能说明在此期间我国投资效率出现明显下降。（3）从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是资本不断积累和人均资本拥有量逐渐上升的过程，而人均资本的上升通常也会导致资本边际产出率的降低，除非有持续的大幅度的技术进步足以抵消资本边际生产率下降的趋势。

　　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尽管对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时存在数据采集和参数选取方面的争议，但是综合各方面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改革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步提高的，按照最不乐观的估计，我国的经济增长大约有1／3左右的份额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

　　从同时期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无论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还是名义汇率方法衡量我国能耗强度的下降幅度，我国都不逊于世界平均水平，不逊于发达国家，更不逊于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能源组织的数据，从1971年到1999年，按1995年国际购买力平价标准衡量的美元计算，我国单位增加值能耗强度下降68．2％，而同期世界平均下降幅度为27．7％，欧洲国家平均下降幅度为11．2％，亚洲国家平均下降幅度为32．3％。

　　二、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经济仍然呈现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特征

　　（一）重要资源的利用效率依然很低

　　一是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较低。按照现行名义汇率计算，2003年我国ＧＤＰ约占世界的4％，但重要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很高，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我国用水总量与美国相当，但ＧＤＰ仅为美国的1／8。二是资源的技术效率低。我国2000年每吨乙烯综合能耗为1212千克标煤，而同年日本的水平为714千克标煤。2000年我国重点企业吨钢可比能耗为781千克标煤，同年日本的水平为646千克，而1994年英国和法国的水平分别为721和735千克，1990年美国的水平为757千克。三是资源综合利用率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较低。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2003年我国钢铁工业年废钢利用量为5800多万吨，占粗钢产量的比例为26％，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3％。

　　（二）污染排放强度高

　　2000年，我国单位ＧＤＰ（1995年不变价格ＰＰＰ美元）排放二氧化碳的强度为0．62公斤，从全球范围比较来看这一水平明显偏高。同年我国单位ＧＤＰ（1995年不变价格ＰＰＰ美元）排放有机污水的强度为0．5公斤，这一水平甚至达到了其他国家的2～3倍。

　　（三）交易效率低、交易成本高

　　第一，因为经济体制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法律制度不健全，市场信用状况差，市场秩序不良，在这种情况下，在发达国家一笔交易就能够完成的一个经济往来，在我国可能需要多笔交易才能够完成。第二，由于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技术手段和管理水平不高，完成同样一笔交易，在我国可能需要花费更大的成本。

　　三、从我国现代化过程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发展阶段及国际背景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依然十分紧迫

　　第一，不转变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支撑。为了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经济需要保持年均7．2％左右的增长速度。然而我国经济的增长有可能受到资源供给的严重制约。一方面，我国资源禀赋较差，维系人们基本生存的耕地和淡水，人均占有量分别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4。支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我国的人均储量也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我国在资源开采、运输、使用等环节均存在相当严重的浪费现象，从而人为加剧了资源紧张局面。

　　第二，不转变增长方式，环境将难以承受。根据世界银行《2003世界发展指数》的数据，2000年时，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为27．9亿吨，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2．13％，排放总量仅次于美国。2000年时，我国每天有机污水排放总量为6204吨，排放总量全球第一。即使国际社会不就该问题向我国施加压力，我国自身的环境容量也难以承受这样大的污染排放量。

　　第三，不转变增长方式，将加剧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增加外交压力。20世纪的100年，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依靠消耗全球60％的能源和50％的矿产资源实现了工业化。进入新世纪，全球另外85％的人口将有相当一部分陆续进入实现工业化的阶段。解决日益突出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实现工业化的矛盾，是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目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为了实现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实施了资源全球化战略，全球资源争夺的局势非常紧张，竞争越演越烈。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对国际能源的大量进口，已经引起了各国对中国能源需求的高度关注。随着俄罗斯、印度等国经济增长的加速，未来我国在全球资源竞争中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是实现中外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