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平

　　1969年1月，隆冬。我这个初中68届的学生，赶上了“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头一班车。未满16岁的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弟妹，怀揣一本“红宝书”，抱着要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信念，从天府之国的四川南充，来到我姥姥家——山西省左权县麻田公社云头底大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云头底大队是山西省“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是一个一面靠山，一面临水的北方典型的自然村。上村和下村分成了四个生产队。那里自然资源丰富，核桃、柿子、花椒等都是出口产品。

　　未洗去征程的疲劳，没领略完北国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身体孱弱的我，就和一群大娘、婶婶、姑娘、媳妇下地去了。那时风行“农业学大寨”，人们顶着寒风，手握铁锨到河边去修“大寨田”。光秃秃的河滩冻得硬梆梆的，几锨下去却不见效果。我学着电影《朝阳沟》里银环的动作，一锨一锨地铲石头、铲泥沙。刺骨的北风透心凉，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滴水成冰的气候，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可还得干下去。半天下来，我双手打出了血泡，好痛好痛。除姥姥一家人疼我外，村里好些人都在嘀咕，说我是因为父母犯了重大错误回来劳动的。天哪，这是何等的冤枉!我父亲是红军干部，“文革”前就因病提前离休了，母亲13岁多就跟随刘邓大军打天下。没想到，他们却这样看我这个响应毛主席号召，来农村接受再教育，抱着满腔热忱建设新农村的知青。这片左权将军为国捐躯的热土，这个八路军总部驻扎过的村子，除了我以外，竟再没有一个城里人，难怪他们对山外的世界反映这么迟钝。我打小就立志做个出类拔萃的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班长和少先队干部，年年是“三好学生”。“文革”初期，中学生选代表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是班上5个代表中唯一的女生。上山下乡，我比南充任何一个知青都走在前面。现在受这窝囊气，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我暗暗下了决心，非得好好干，让你们瞧瞧。就这样，我同人们一起春播、夏种、秋收、冬忙，一起娱乐，甚至一起在地边吃未洗净的生红薯、生萝卜。我由一个文弱的学生，变成了一个穿着粗布衣裤、自制布鞋，能说一口土话，土得掉渣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以至于去左权县开会，当地领导竟看不出我是知青还是农民。

　　在那特殊的年代里，我和村里的基干民兵常常在半夜里，被集合号声从被窝里催起来，迷迷糊糊地打背包、跑步、操练。我还担任了义务广播员，利用村里的广播，向人们进行宣传。我和村里“铁姑娘队”的姐妹们在冬天修过公路。白天，我们挖方挑土，晚上睡在一铺大炕上，唠家常，唱走了调的“样板戏”。开始，我们是亢奋的，唱得也很忘情，我们的歌声在广阔的原野里飘荡着。窗外一阵阵的寒风吹过，我们唱着唱着，因太疲倦，一个个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屋外的寒风、雪花伴着姐妹们酣睡的笑靥……

　　一年过去了，我辛勤的汗水，满手的硬茧，终于换来了人们的信赖。这时，我们邻近的桐峪公社来了一批天津知青，村里某些人才明白了这是咋回事。我也被当选为村妇代会副主任、“学毛著积极分子”、“优秀妇女”、“优秀知识青年”，经常被邀请去开会、作报告。出席“晋中地区妇女代表大会”期间，我参观了大寨，见到了陈永贵、宋立英、贾存锁等。听着他们的介绍，看着层层梯田，我深受感动。

　　1971年3月，知青开始返城了。我穿着红花棉袄，梳着两条长辫，带着乡亲们的嘱托，离开了慈祥的姥姥，离开了朴实善良的村里人。当我背着行李，望着隐没在山凹深处的村子时，一种充满苦涩，然而又让人感到甜蜜温馨的感觉袭上心头，我的双眼里盈满了泪水……

　　转眼间，36年过去了，我的工作几经调动。多年来，我对人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踏实肯干的品质，都受益于我的知青生涯，受益于淳朴的村民。

　　蹉跎岁月冲淡了我的许多记忆，但终究洗不去我对云头底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