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新经济

　　为纪念费孝通博士，本报记者走访开弦弓村，调查一个中国农村样本的变迁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贾云勇　摄影：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开弦弓的‘脊梁骨’系由三条河组成……河A是主流，像一张弓一样流过村子。”

　　66年前，29岁的费孝通博士在他的名著《江村经济》中这样描述位于太湖之滨的开弦弓村。

　　1936年，在吴江老家休息的费孝通受姐姐费达生之邀到开弦弓村(现属江苏省吴江市七都镇)访问，费达生一直致力于这个村子的蚕丝改革。这个调查持续了一个多月。之后，费孝通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学习，并于1938年春季完成了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在论文中，费给开弦弓起了个学名“江村”。第二年，论文出版成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开弦弓，也就此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界大名鼎鼎的“江村”。该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译为中文，译名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今年4月24日晚，费孝通老人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在他一生中，曾27次走访江村，观察和总结这个村庄数十年来的巨大变迁。

　　目前，江村成为国内外学者观察研究中国农村的一个窗口。而作为中国的一个普通村落，开弦弓，依然按着自己的律动进行着中国农民的经济生活。

　　蚕丝难为，衰退中的蚕丝业

　　“养两季蚕核算下来只合每个月300元的收入，年轻人谁会干？”养蚕成了老年人怀旧和增加零用钱的一个凭借，成了开弦弓的“老人”经济

　　饶雪珍用手指着墙上的挂历：“他是上月24日去世的。”

　　饶没跟费孝通说过话，但她见过他多次。“他下了车就向村民们招手，和气得很。”饶今年64岁，有着40年养蚕经历。

　　她掀开一个泡沫塑料做成的大箱子，里面铺着剪碎的、碧绿的桑叶，无数条小小的幼蚕在蠕动。“它们要经过四眠之后才能结茧。”

　　在她家的另外一个房间里，靠墙摆放着漆成红色的木架和多个竹箩。这些幼蚕长大后，它们将被放入竹箩，搁在木架上，摆满整个房间。5月上旬，开弦弓村里的一些老人，已经开始在河道里洗刷这些竹箩了。

　　在《江村经济》一书中，对开弦弓村的蚕丝业有着详尽的描写，“开弦弓是中国蚕丝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农民从事家庭蚕丝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蚕丝业是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这是太湖一带农民的特点”。当时国际市场上著名的生丝“辑里丝”，“仅产于开弦弓周围方圆4英里的地带”。

　　1936年，26岁的费孝通应姐姐费达生之邀来到开弦弓村调查访问。当时，费达生正在开弦弓进行蚕丝业改革，并在村里办了一家合作丝厂。丝厂吸纳了村里的女青年做工，且众多农户拥有丝厂的股份，进行年终分红。“费达生老人一直关注着开弦弓的蚕丝业，上世纪80年代还经常派她的学生到开弦弓的缫丝厂进行技术指导。”费孝通学生、北大博士、现在苏州市政协研究室工作的惠海鸣介绍说。

　　上世纪30年代费达生到开弦弓进行改革的背景是现代制丝业的先进技术引进日本、中国以后，乡村丝业开始衰退，开弦弓生产的生丝价格大跌，这极大地影响了开弦弓村民的生活水平。

　　而现在的开弦弓，蚕丝业亦在衰退中，原因亦与69年前大致相同：国际丝价低迷。尽管有着“勤养猪，懒养蚕，48天就见钱”的农谚，但“早晨晚上都要给蚕喂桑叶，很麻烦，挣钱又少，年轻人都不愿干，只有有老人的家庭还在养蚕。”饶雪珍说。

　　在人民公社时期，饶雪珍是集体养蚕小组的组长。那时一年要养五季蚕，当时集体有统一的蚕房，温度、通风都有保证。现在，家庭养蚕，只能养两季。事实上，由于温度的原因，这个时候出产的蚕丝是质量最好的。

　　“土地刚承包时，家家户户都养蚕。”饶雪珍说。而开弦弓村委会提供的数据是，目前村中只有60％－70％的农户家中养蚕。

　　饶雪珍今年要养两张蚕种的蚕。每张蚕种重13.5克，计2万条蚕。饶介绍说，每张蚕种出茧70－80斤，去年的行情是卖500－600元，去掉本钱，两张蚕种的纯利是800元左右。而两年前行情好时，一张蚕种的出产就可卖到1000元。饶说，照此下去，再过20年，江村一定不会再有人养蚕了。

　　开弦弓村委会副书记徐国奇对养蚕收益的计算与饶大致相同，“养两季蚕核算下来只合每个月300元的收入，年轻人谁会干？老人们养蚕是对这个传统行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最后也就是落个零花钱。蚕茧收入在村民家庭收入所占的比重已经非常小了。”

　　开弦弓村的上任村领导周玉官介绍说，蚕丝难为，一是市场较难预测，另一个就是病害。有一年村里的桑叶全被害虫吃光了，他的姐姐早上5点就到邻近地区买桑叶，到晚上8点才返回。这些桑叶只够吃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再出去买。“仅从获利的角度来看，开弦弓的养蚕业早就该淘汰了”。

　　去年，开弦弓全村共出茧1150担(100斤为一担)，每担价格850元，总收入97万元。而在1995年，全村共产蚕茧1546担。“现在村里的蚕丝业仅能保持，想恢复过去的高峰期是不可能的了。”徐国奇说。

　　村里的情况让饶雪珍这样的养蚕能手有几分失落，但她不可能说服家里的年轻人丢下收益大得多的工作而来侍弄这些“蚕花娘子”。而在以前，养蚕手艺的高低是开弦弓衡量一个媳妇才能的重要因素。

　　一直关注着开弦弓发展的惠海鸣并不认为蚕丝业会在村中消失。“这个村有着悠久的养蚕传统，只要市场行情见涨，蚕丝业就会再次勃兴。丝绸毕竟是好东西，它不是其他材质可以取代的。”惠介绍说，在震泽等蚕丝业大镇，仍然出产着上好的丝绸。

　　一个典型家庭的收入核算

　　谈金春家五口人，父母务农，谈金春做铝合金门窗，一个月工作20天，纯收入2000元；在丝织厂打工的妻子月收入1500元；在一家机床厂做学徒的儿子今年也有了1000元的月收入

　　5月8日上午，当饶雪珍给她的蚕宝宝分发新桑叶时，她的儿子，43岁的谈金春正无聊地望着浸在河道中的那些破败的船只。

　　69年后，开弦弓的河道走向并没有大的变化，河水依然清澈。只是那些曾经活跃在水面上的船只，现在都已废弃在岸边。“现在都走公路了，没有人用船了。”谈说。

　　在《江村经济》中，船于开弦弓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费孝通写道：“人们广泛使用船只载运货物进行长途运输……几乎家家户户都至少有一条船。”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村中的四条专职航船既是农户们的购买代理人，又是商家的销售代理人，农民们每天把要买的东西托付给航船经营者代为采购……人们只有在应急的情况下才到村里的小店买东西，村里当时的杂货店有3家。

　　如今，18米宽的庙(港)震(泽)公路从村边经过，那里集中着村里的20余家各类店铺，另外，附近的镇子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物品，骑乘自家的摩托车，20分钟内即可到达庙港或震泽。在《江村经济》的年代，那些航船早上出发去震泽，到下午才能为村民们买回所需物品。

　　现在开弦弓依靠其周边发达的公路交通，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到达上海、苏州、南京等地。靠便捷的交通，谈金春也能够迅速采购到他的手艺所需要的原材料。

　　谈的手艺是做铝合金门窗。谈16岁开始学做木工，7年前改做铝合金门窗，因为后者能为他带更多的收益。村中现在有3户这样的手艺人，谈承认他们之间有竞争，“主要看谁的活儿好，靠口碑。”谈说他一天农活也没干过。

　　他的客户主要是周边村镇的建房户。在谈好价格后，他到震泽或者浙江南浔进原料，做好后送货上门并进行安装。他的产品大致可以卖到每平方米170－180元，极少数客户会向他订购每平方米300元左右的高级产品。谈现在一个月工作20天，这20天可以为他带来2000元的纯收入。5月8日前后的谈金春，正好处在自己的休息期内。

　　谈家五口人，父亲谈桂通、母亲饶雪珍务农，他家现在有三亩地，其中两亩多是稻田，剩下的几分地是桑田，去年稻谷收了3000斤。妻子吕勤芬在丝织厂打工，每天工作12小时，月收入1500元。19岁的儿子谈跃良在震泽的一家机床厂做学徒，今年有了1000元的月收入。

　　谈家的院落分布着三个时期所建的住房，前面是25年前盖的老屋，当时花了3000元左右，新房是18年前盖的，花了三万元钱，最新的房子是三年前盖的，花了20万元钱。

　　天将正午时，68岁的谈桂通从田里回来了，他为圈里的猪羊带回来了一大捆青草。谈家养有两头猪三只羊。

　　谈家5月8日的午饭是两碗红烧肉和一盘凉拌黄瓜及一锅香喷喷的大米饭。谈金春为自己倒了一玻璃杯当地产的米酒，为此，他拆了一小袋花生米并让母亲蒸了一只咸蛋作为额外的下酒菜。平时，这个家庭的午饭只有谈桂通老两口在家吃，另外三口人通常在自己的劳动岗位上进餐。

　　去年谈家收入大抵如下：谈金春24000元，吕勤芬18000元，蚕茧收入1000元，猪羊收入3000元。3000斤稻谷按市场价格为2400元，一共是48400元。工业与农业收入的比例是13：2。

　　谈说他家一年的开销是30000元，稻谷全部吃掉，一年可以结余20000元。

　　如果选取5月间的某一个时刻来看谈家人的劳动状态，很可能是这样的：谈桂通戴着草帽在田边割猪草，饶雪珍在蚕房里侍弄蚕沙沙地吃桑叶，谈金春在震泽购买原材料时与人讨价还价，吕勤芬在隆隆的车间里照看着四五台丝织机。而年轻的谈跃良则守护在车床边，今年他将为家庭经济收入贡献自己的一个数额。

　　江村1991年就没有了纯农户。开弦弓村现在最多的就是这样的亦工亦农的家庭：老人从事传统农业，种稻养蚕。儿子儿媳在工厂打工，由于工厂就在本村，吃住都在家里，两个打工者可以每月为家中带来3000元左右的纯收入。就是靠这样的财富积累，开弦弓的村民们迅速翻新了传统住宅，盖起了两层高的楼房，而近年来他们更为钟爱的是西式建筑。

　　农业－副业－工业进化三部曲

　　开弦弓村的一些稻田正在变成鱼塘。去年，开弦弓的三业总产值超过了一个亿，其中农林牧渔收入816万元，只占工业收入的1／12。而在1979年，不包括养蚕业在内的家庭副业收入占开弦弓个人平均收入的一半

　　55岁的周根全在地里撒化肥。5月10日中午时分，阳光强烈，他戴着草帽。地里种的是一种叫做麦草的植物。他割下这些草来喂鱼。

　　他家有四亩田，大部分都种上了这种草。他租用了村里的一片鱼塘养草鱼，为此每年他交给村里500元钱。

　　去年他养的4000斤鱼卖了两万元钱，获利15000元。养鱼收入占他家去年收入的2／3。但今年的收入会增加，他的儿子儿媳今年都进了丝织厂打工。

　　开弦弓的水产养殖户有增多的趋势，目前有10家左右。村里去年的渔业收入为274万元，而粮食作物收入为137万元。5年前，有村民开始养蟹。

　　事实上，开弦弓村的一些稻田正在变成鱼塘。据村委会提供的数据，村里现有3035亩田地，其中水稻田1414亩，848亩鱼塘，763亩桑地。这848亩鱼塘就是1998年以来由稻田改成的。

　　从事养殖、畜牧等家庭副业来增加收入一直是开弦弓村的传统，在费孝通第一次到开弦弓之前，村民就开始养羊，那时全村大约有500只羊。当1957年费二访江村时，这里开始养猪，全村大约有200头猪。

　　在费孝通三访江村的前一年，1980年，开弦弓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已接近300元，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而在三年前，这里的个人平均收入还只有114元。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一文中将之归结为养猪、羊、兔等家庭副业的全面发展。

　　然而仅仅一年后，1981年，开弦弓村农副工三业总产值达到155万元，其中农业占29.8％，副业占19.1％，工业占51.1％。工业总产值超过农副业总和。

　　也是在这一年，美国科学促进常务董事、人类社会学教授南希·冈萨雷斯到开弦弓考察，她后来在与费孝通会见时称赞江村人“手很巧”，“发展了工业”。

　　去年，开弦弓的三业总产值超过了一个亿，其中农林牧渔收入816万元，只占工业收入的1／12。而在1979年，不包括养蚕业在内的家庭副业收入占开弦弓个人平均收入的一半。

　　近年来另外一个发展迅猛的领域是第三产业，2004年，包括运、商、饮、服在内的开弦弓第三产业收入为308万元。

　　所以，当周根全在地里割草准备往鱼塘里投放时，周兴荣一家却在村小学对面的店铺里悠闲地打牌。这个店每月给周兴荣家带来1000元的收入。

　　周兴荣家忙碌的季节还没有来临。从菊黄蟹肥的每年10月份起，当太湖大闸蟹大量上市后，周家开始挣取属于自己的一份“金”。忙碌将持续到来年2月份，尤其是农历年底最为紧张。“那段时间我每天只能睡五个小时。”周兴荣30岁的女儿周建凤说，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她家通常会购销20万斤蟹，可获纯利三万元。

　　周建凤原来在镇办企业庙港缫丝厂打工，每月有1000多元的收入，去年她离开这家厂，与丈夫一起批发太湖大闸蟹。

　　不被看好的家庭工业

　　由于竞争激烈，开弦弓村生产羊毛衫的家庭作坊一直在萎缩。一些村民前一天还是老板，第二天就进了工厂打工。但村里的家庭工业仍相当可观，去年的该项收入为3117万元

　　一辆摩托车驶进周永芳家，驾驶者将一个鼓鼓的蛇皮袋卸下，扔到周家一楼的堂屋内。周永芳的父亲说，里面是150件羊毛衫。

　　周父坐在一张竹椅上翻看着一件红色的羊毛衫。他的身边，机声嗒嗒，三个来自安徽的姑娘正在专心地为羊毛衫锁边。

　　在旁边的一个大房间内，放着10台电脑织机，但机器都歇着。周父解释说，现在招不来熟练的技术工人，只好停机。

　　在市场需求量大时，一台电脑织机24小时不停工作，可以出40件羊毛衫，周家一天能出产品2000件。村里还有6家家庭作坊为周家提供产品，一个月周家能向浙江桐乡的濮院镇羊毛衫批发市场发出一到两万件成品。

　　开弦弓的家庭工业和私营企业迅速发展于1998年前后。江村一度红红火火的村办企业到1995年时已经负债累累，极其困窘，一位青年学者曾著文称之为“江村集体工业的终结”。受邻近横扇镇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开弦弓在这一年的下半年陆续购进羊毛衫横机器250余台，到1999年，农户又新引进丝织机器200余台。此前一年，江村的集体企业转制为股份制企业。

　　周家原来用的也是手工织机，这种机器需人工多，效率低且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从2002年开始，周家的机器逐渐更换成电脑织机。据一些村民的估计，现在，村里仅有十几家农户在生产羊毛衫，手工织机全数淘汰，电脑织机当有一百台左右。但村委会提供的数字是目前尚有五六十家农户仍在从事此业。

　　并不是所有的家庭作坊都能适应市场要求更换机器。在村里较早家庭生产羊毛衫的倪四虎家，两年前卖掉了所有的十几台手工织机，退出了这一领域。在他家生意最红火时，一个月生产6000件羊毛衫，最好的月份可获纯利10000元。家庭生产羊毛衫一年可持续7个月的时间。44岁的倪抱怨现在竞争者太多，生意难做。

　　费孝通曾两次到倪家探访。一次是倪结婚时，费看了他新房的陈设，另一次是倪家盖楼房时。费感叹说“你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费还跟同行者说“就是要发展个体经济，让农民奔小康”。倪对这句话记忆深刻。

　　去年上半年倪四虎曾尝试重返羊毛衫加工业，但最后亏了一万多。倪急于找到新的投资项目。

　　另一个退出这一领域的村民潘林林，则以每年6000元的价格租别家的民居办起了一个锻造厂。现在，他在上海有十几个固定客户并接受他们的订单。潘的厂子里有九名工人，其中七人是本村农民，两名是外省人。

　　开弦弓的上届村领导周玉官并不看好家庭工业，他认为这样的形式迟早会被淘汰。“设备和生产方式都很落后，而且所谓的羊毛衫其实都是化纤类低端产品。”现任村委会书记周永林介绍说，由于竞争激烈，开弦弓村生产羊毛衫的家庭作坊一直在萎缩。一些村民前一天还是家庭作坊的老板，第二天就进了工厂成为打工人员。

　　但村里的家庭工业仍相当可观，去年的该项收入为3117万元。徐国奇介绍说，现在村里还有300多外省打工人员，到生产旺季时，外来打工者有800人之多。

　　被强烈依赖的民营企业

　　由开弦弓人开办的民企，村里共有10家，还有8家外来民企落户江村。私营企业为村民们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江村的私企在剧烈变动的市场中仍显得脆弱

　　开弦弓村的十余辆轿车，分属村中开厂的私营企业主们。永泰电子的老板周玉官开的车并不显眼，是一辆普桑，据介绍，村里最好的车是别克君威。

　　去年，开弦弓的工业总收入是9840万元。工业收入成为开弦弓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开弦弓的集体企业消失后，私营企业迅速发展，到2002年前后，老板们或买地建厂，或扩大生产规模。

　　曾经主政开弦弓的周玉官现在是电子厂老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夏天，还是村小学教师的周玉官，手工装配了130台电风扇卖给了村民，赚了3900元钱。周从此舍弃了教师的职业，在家里开起了工厂，当时雇了十几个工人。现在，永泰电子的厂房有1200平方米，雇用30余名工人，主要生产开关电源和发光二极管。今年计划生产四万个开关电源，供给苏州飞利浦公司。周的客户主要来自上海，“苏南模式主要是围绕上海做文章。”周玉官说。

　　周坦言没有多少利润的单他不想接了，他也无意扩大自己的企业，“现在做生意太难，能保持现状就不错了。”去年永泰电子的产值是600万元，周说利润是30万。

　　周主政开弦弓期间与费孝通有过多次接触，“从苏南模式到温州模式，费老一直在寻找富民的路子。”

　　5月11日上午，来自上海一所高校的40名社会学系大学生到开弦弓参观。他们走进江村丝绸公司。厂房内，织机隆隆，白色的丝线呈螺旋状上升。不过，这里并不出产丝绸，而是生产一种叫特丽纶的化纤织物。“办一个丝绸厂要几十个亿，而且技术要求较高。”周永林说，开弦弓没有这个实力。

　　周永林是江村丝绸的老板，他还是现任开弦弓村村委会书记。但他直率地说“主要精力放在厂里”。

　　去年，江村丝绸与美国沃尔玛签了三年的合同，每年为其供应40万米特丽纶。同时与沃尔玛签约的还有庙港另外三家生产特丽纶的工厂，周永林说他们这四家厂子实际形成了一个集团。

　　江村丝绸公司目前为村民提供了40个工作岗位。现在像江村丝绸、永泰电子这样由开弦弓人开办的民企，村里共有10家，还有8家外来民企落户江村。去年，有450名开弦弓村民在这些企业打工，周永林说今年人数上升到了600余人。

　　现在，开弦弓的农民对村里的民营企业形成强烈的依赖。但这些30－50岁的村民曾经无法满足这些企业的人力需求，年轻一代的江村人大都出去上学，不会再回到村里。企业采取了更新设备的办法，过去一人只能看三台有梭织机，现在一人可以看8到10台喷水织机。

　　在开弦弓，企业形成了只收本地人的习惯；而出于成本的考虑，村民们也更乐意选择在家门口做工。而且，庙港的企业支付的工资显然是高于外地的。

　　然而，江村人乘载的并非一艘航母。“开弦弓的民企规模都很小，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是非常脆弱的。”周玉官评价说，江村人胆子小，没有魄力，小富即安。

　　“企业要做大很难，在目前的竞争中，能保持不败已属不易。江村民企发展的瓶颈是资金。”周永林说。

　　七都镇镇长助理杜涛说，现在在工业园里建厂，一亩地的价格是13万元。周永林告诉记者，现在没有相当的资金积累，创业是不可能的事情。

　　艰难的增收

　　在富裕的苏南，相对而言，江村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村落，它如何继续增收？

　　开弦弓村委会副书记徐国奇说，与周边的村子相比，开弦弓村的经济水平处于中下。而七都镇副镇长冯月根则说得更为直接：在全镇22个行政村中，开弦弓应该是倒数了。

　　七都镇今年的各村民企固定资产投入计划表显示，开弦弓村为1500万元，而一些强村投入计划达到一个亿。

　　“当年村办企业搞得热闹，大家拿了点钱就满足，不思进取了。”村民倪四虎说，村民们当时依靠村企，等到村企不行了，其他村子的民企已经红火了。

　　1981年，费孝通三访“江村”。他高兴地看到了“江村”当时全年人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前列。他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农村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农、副、工互相结合的现实和进一步发展的趋势。1983年，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了“苏南模式”，他认为：以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区为代表的乡镇企业是集体所有制，接受大城市辐射，政府经营，农民离土不离乡，工农相辅。

　　费对乡村企业感情颇深。他认为，男耕女织是传统中国农村经济的模式，其中具有工农相辅的内涵。走发展乡村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和复兴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这种农村企业就是深藏于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中的“草根工业”。在1981年的《三访江村》中，费明确表示：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

　　周玉官说，费老的思想一直是发展变化的，后来他在温州考察时又提出了“温州模式”这个词，其运行机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加工业和贸易业为代表的企业类型。后来，他还提出了珠江模式。可见，他的根本目的在于找到一条富民之路。

　　对于此前的苏南模式，费孝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1986年当我在温州看到了和苏南不同的另一种在农村里发展工业的路子时，就警觉到我所提出的“苏南模式”的概念不够明确，而且带有成为‘样板’的危险性，所以着重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主张。”

　　1998年前后，开弦弓的村办工业全部因经营不善停产，代之而起的是私营企业和个体工业，村民收入继续增加。当年的人均收入是3500元，而1991年，开弦弓的人均收入是1346元。2003年，开弦弓的人均收入为6174元。

　　周永林和周玉官认为，当时的村办企业的消亡有其必然性，一个是管理跟不上，一个是国家政策的变化。但是，“乡镇企业也留下了财富，现在的民企老板大多是从村企的管理层转变而来，村企同时为民企培育了一批技术工人”。

　　“当时我到江村调查，发现了村办企业里已经出现了腐败现象。后来，我曾跟费老谈及这些，他一度不相信。”惠海鸣说。

　　惠现在比较关注的是开弦弓严重的贫富分化，“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本来是集体的企业一下子就变成了个人的资产，一夜之间造就了百万富翁，老百姓对这个看不过。我到开弦弓走访，他们对这个最为愤怒。”惠认为这是目前开弦弓村最主要的社会矛盾。

　　67年间，费孝通27次走访江村，这里的每一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但一些农民抱怨：费并没有给江村带来利益，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惠海鸣说，费孝通不是救世主，他来江村调查是探求富民的途径，而决非树一个致富典型。“他明确说过，江村不是要搞大寨，不是搞样板的。”

　　事实上，费一直是避免个人的行政力影响到开弦弓的经济走向。徐国奇介绍说，费老从来没有要求有关方面为开弦弓做这做那，他更希望苏南的这个村落能够按自己的轨迹自然发展，使这里永远成为中外学者观察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普通窗口。

　　67年27访　费孝通与江村

　　1936年

　　7－8月，26岁的费孝通应姐姐之邀到村里边养伤边作社会调查，旋赴英国留学。

　　中央合作研究班参观团到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参观。

　　1937年

　　抗战爆发。11月，吴江全境沦陷。生丝运销合作社歇业。

　　1938年

　　冬天，日军入村，丝厂被毁。

　　费孝通《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

　　1946－1948年

　　生丝合作社一度恢复运作，社员达399人，共认股30300股(每股10元)，由于困难重重，不久即宣告解散。

　　1949年

　　4月30日，吴江县宣告解放。7月，遭洪水、台风灾害，农田被淹。

　　1956年

　　5月，澳大利亚学者W·R·葛迪斯随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到村中考察，与费孝通《江村经济》相对照，进行对比研究。

　　农业丰收，水稻亩产700斤。农副业收入折合稻谷人均850余斤，集体收入年人均分配82元(全国农村年人均收入40元，苏州地区为82元)。

　　1957年

　　4－5月，费孝通二访江村，农民们反映吃饭不成问题，但缺钱改善生活。回京后，费发表文章反映“乡村工业的问题和农村副业的问题”，不久，被错误地划为右派。

　　1958年

　　成立人民公社。开办公共食堂。

　　1961年

　　水稻严重减产，平均每亩494斤。人均口粮262斤毛粮，日均0.6斤大米。

　　5月，解散人民大食堂。

　　1968年

　　八个大队联合投资27300元，重建缫丝厂。“开工第一年，丝厂奇迹般地取得了2000元的利润”。

　　1979年

　　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改变农村经营结构。村办工业产值达到19万元。大力发展家庭副业，人均副业收入120－150元，占总年收入的一半。

　　村里有了彩色电视机。

　　1980年

　　年人均分配接近300元，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1年

　　农副工三业总产值155万元。工业总产值超过农副业之和。

　　9月，美国学者南希·冈萨雷斯来访。

　　10月，费孝通偕姐姐费达生三访江村。

　　江村社会调查基地于12月26日开始建立。

　　1983年

　　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新建的震泽到庙港公路穿村而过，从此，与周边大中小城市，每日均有班车相通。

　　1985年

　　10月，为撰写《江村五十年》，费孝通第十次访问江村。并派他的博士研究生住在村里观察。

　　全年农副工业总产值325万元。工业超过农业，比例为6比4。

　　1989年

　　江村三业总产值突破1000万元，年人均收入突破1000元。

　　1991年

　　夏，水灾。水利工程发挥作用，全部农田和住房均无恙。三业总产值1266万元，年人均分配为1346元。

　　全村600多户人家，户户兼营他业，已无纯农户。

　　1995年

　　农户存款300万元，人均1250元。

　　1995年

　　村办工业负债累累，陷入资不抵债境地。个体私营工业加大发展步伐。

　　1998年

　　1月，坐落在江村的镇办企业金蜂集团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村办企业经审计负债900多万元。

　　2000年

　　先富起来的农户购进小轿车七辆。

　　4月，费孝通第24次访问江村，9月，费孝通第25次访问江村。

　　2001年

　　8月，与西草田村合并，合并后总人口2900余人。

　　2002年

　　开通有线电视。

　　村私营企业家饶桂龙办喷雾丝织厂。周泉林扩大制冷设备厂。沈志荣开办荣事达丝织厂。

　　全村人均收入5600元。9月，费孝通第26次访问江村。

　　2003年

　　4月，费孝通第27次访问江村，时年94岁。庙港到震泽公路拓宽到18米。

　　(以上内容摘自王淮冰著《江村报告》)

　　费孝通绘江村地图(图表略，详见报)

　　制图／吴山

　　开弦弓，因村中的河道走向酷似一张拉开的弓而得名。今天的开弦弓村由原来的开弦弓村和西草田村于2001年8月因行政区划调整合并而成。全村区域总面积4.5平方公里；有25个村民小组，790户，常住人口3044人，其中农业人口2934人，劳动力1518人；土地3036亩；2004年三业总产值10964万元，其中第一产业(农林牧渔)816万元，第二产业(工业)9840万元，第三产业(运商饮服)308万元；农民人均收入6930元。

　　开弦弓村现有民营企业10家，坐落在该村的外来民营企业有8家。

　　图：

　　开弦弓村的日常生活。27次走访江村的费孝通希望这个苏南的村落能够按自己的轨迹自然发展，使这里永远成为中外学者观察中国农民生活的一个普通窗口。

　　江村丝绸公司。

　　1985年10月，为撰写《江村五十年》，费孝通第十次访问江村。

　　开弦弓村里目前最好的住宅。本报记者　贾云勇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