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播出之后在全国各阶层人群中，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和教育工作者反响热烈。中宣部、教育部和团中央立即组织座谈、讨论，探讨保尔精神对当代青少年的教育意义；同时也告诉我们，如何塑造孩子的精神世界早已是众多教师和家长的共识。

　　给孩子一个牢固的精神支撑点，不仅仅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绚烂人生，也是为了给我们的民族一个辉煌未来。

　　附：保尔●盖茨　关公战秦琼？

　　主持人：汪文

　　沙龙在座：

　　刘明桥29岁男公司职员

　　王涧鸣46岁男编辑

　　高雪28岁女外企职员

　　马严36岁男法学硕士

　　主持人

　　曾看到一篇报道，介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剧拍摄过程。讲乌克兰演员不怕吃苦受累，高度敬业，非常令人感动。其中他们的一句话让人热血沸腾，大意是：“没想到中国人如此热爱我们的保尔”。当时，我和同事们商量讨论“保尔”话题，但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对此感到陌生，不易接受。前两天，《北京青年报》讨论保尔和盖茨谁是英雄，看得出，读者反响强烈。我个人感觉这两人没法往一块儿放，但这个话题一经确定，许多人踊跃发表自己的观点。

　　刘明桥

　　把保尔和盖茨进行比较，可能恰好反映了人们对英雄价值判断的不同。就像每个男人都渴望成为男子汉，但对男子汉的理解各有不同。有人认为能喝酒能打架是男子汉，有人认为忍辱负重是男子汉，由此扩大到对英雄的理解也不一样。讨论两人谁是英雄，则反映了价值观的变迁。实际上，这两人不分谁高谁低，不同的人群学不同的英雄，不同的时代学不同的英雄。

　　我特别想强调一句：千万别因为崇拜对象变了就认为谁没价值了，这两个人内在的东西不可比，就像水和油，硬往一块儿掺和，就毁了两样好东西。

　　高雪

　　我们虽然不是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长大的一代人，但似乎并没有远离过保尔。因为在一贯的教育里，只要谈及理想与英雄主义，自然就会提及保尔。这已经不是一部书或是一个人，而成为一种象征和符号。他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刻，让人想起某种东西。但是我不敢说，他曾经深刻地影响过我的生活。

　　40多岁的人看保尔，可能在找寻年轻时的激情和回忆，或是重温某种理想，因为保尔毕竟实实在在地影响与感染过他们。可对20多岁的人而言，保尔可能更多地是一个模糊的形象而已。你不能说他们就没有理想，不被英雄主义所感动，这有一个时代距离感的问题。

　　王涧鸣

　　我对比尔·盖茨不了解，只知道他是微软帝国的国王，但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特殊的感情，我是60年代上山下乡的老知青，现在每晚都看。但相比之下，我儿子对《钢铁》就无动于衷。我只有问他“看保尔还是写作业”时，他才表情茫然地坐下来看一集。他崇拜的是歌星、影星，满屋贴的都是他们的相片，我给他撕过好几回。而每当我看“保尔”，就会立刻回想起我的童年，一下子兴奋起来。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不仅保尔，像董存瑞、黄继光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至今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生活。但如果有人现在像保尔这样，有的年轻人可能认为他是傻子，爱出风头。当然，这也可能因为两代人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断层。

　　马严

　　看着那些乌克兰演员的充满激情地表演，我心里别有一种感动：在保尔的理想已经被放弃了的那个国家，竟还有这样一些人把先辈火热的理想表现得那么饱满和真诚，这本身就能够回答我们自己的疑问：对于理想、信仰，这个世界上的人始终会有一种审美的、终极的态度，因为这是人的一种精神高度。

　　在一个比先辈生活富足的时代，人们完全可能会因自己没有先辈的理想、信仰状态而自惭和不踏实。完全剥离了牺牲、困苦和历史后果的先辈的精神状态，由此而成为一个审美的对象。实际上，当保尔把这种精神状态概括为“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时，就已经普适化了。毕竟，个人高尚的精神状态既不能为革命时期（和斯大林时代）严酷的暴力负责，也不能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负责，对不对？现在有人说要“警惕红色经典”，似乎对这种纯洁高尚的个人的精神状态很害怕。他们对庸碌的个人追求和自私自利膨胀倒不害怕。这是有意思的。看保尔，表现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向自己内心呼唤纯洁精神的愿望，这种愿望当然是无害的。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0年3月17日）

　　北青报继续引导保尔讨论

　　《北京青年报》社3月21日请了一些专家学者、网络从业人员和教师、学生，在北京国际饭店座谈，为他们近两周的“保尔与盖茨谁是英雄”的讨论加温。

　　该报常务副总编何宁没有避讳使用“关公战秦琼”的说法。而这个说法原来是被一些读者用来否定这场讨论的意义和价值的。何宁说，把两个人分出高低的实际意义不大。重要的在于：这场讨论把对英雄的评判权力交给了读者。

　　有意思的是，《北京青年报》的青年评论家张天蔚的看法与此不同，仿佛他是从另外一个单位来的。他说，对于英雄有社会自发的评价，也有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为引导普通大众而推举的英雄。他认为这次“保尔与盖茨”的讨论恰恰是后一种而不是前一种。它的引导性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与自己领导“唱反调”的发言令人吃惊，在座中引起了善意的笑声。

　　在比较中，抽象是不能避免的。著名翻译家童道明和Ch inabyte网站的执行总经理宫玉国分别“抽象”了保尔和盖茨。

　　童先生说，保尔与苏联文学中的许多红色战士不同之处在于：保尔的精神中有一种人类性。同样是豪言壮语，语言体系却是不同的：另外一本书中的英雄说人的个人的生命是不值钱的；而保尔则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保尔是人类的英雄，不是阶级的英雄，他的精神形象可以上溯到普罗米修斯。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比苏联任何一部“红色经典”都更有经典意味，也就是它的人类性。

　　宫玉国说，保尔是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而盖茨以个人的奋斗客观上推动社会进步，也是为人类解放做出了贡献。

　　张天蔚反对后一种抽象，说如此抽象，盖茨的个人性就没有了。

　　这很有意思，什么许可抽象，什么不许抽象？没有抽象，就看不到事物的普适性，没法比；但有了抽象，可能要比较的人就给抽象没了。抽象的限度在哪里？我看，不能把个人抽象为理想和概念；但人的精神追求是可以剥离特定的时代而获得抽象的。社会学家邵道生使用了“时世造英雄”这句老话，说保尔在中国“复活”是因为中国在社会转型中付出了沉重的精神代价。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每当社会需要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而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马仲良副院长则证明，这两种价值在西方世界都是现实共存的。知识经济把社会分为两个领域：充满竞争的市场和充满温情的社区。盖茨是前一个领域的英雄；而后一个领域，则有一大批品德高尚的人在为社会默默奉献。

　　从3月11日开始的这场讨论，10天左右共有1000多名读者参与，尽管这两个人的“可比性”受到了其他媒体的质疑。在为媒体提供的新闻稿中，北青报为整个讨论得出的结论是：“历史虚无与道德怀旧都是不可取的”；为此次座谈作出的总结是：“专家学者指出：保尔与盖茨谁是英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讨论，深化当代青年对保尔精神的认识，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讨论：谁是我心目中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