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从北京交管部门获悉，安徽来京人员杜宝良，交通违法行为105起，累计被罚款高达10500元。

　　记者在西城交通支队执法站看到，民警通过计算机打印出杜宝良的交通违法行为记录，足足打了5页。其中记录的第一起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在2004年7月20日，而总共的105起交通违法行为都是在真武路头条走禁行线，根据规定，违反禁行规定处罚100元，结果，杜宝良的罚款累计达10500元。

　　买车才花了1万多

　　杜宝良说，2003年花1万多元买了一辆小货车，车挂靠在北京辛秀蔬菜运输有限公司。从2004年7月份开始，他从新发地往真武庙运菜，他知道真武路头条西口有禁行标志，但每天早晨6点左右从那里走时没有警察，他也就没管那么多，“没想到都给录了下来”。前几天，他到交通队执法站查自己有没有交通违法行为，民警给他一查，发现竟然有100多起，民警告知他尽快到交通队来接受处罚。

　　杜宝良在家苦学交规

　　自打交了1万多元的交通违法罚款后，老杜两口子的生活就被打乱了。6月5日，记者采访了杜宝良。

　　“我已经两天没有出去卖菜了。我现在没有驾照，开车上路就是违法的。”老杜说：“周三我就可以去参加法规考试了，周四路考，如果顺利的话，我们两口子下周就能再去卖菜了。”

　　老杜的家在北京丰台区菜户营桥附近一处偏僻的大杂院里，他们两口子租的这间房子不过10余平方米，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些简单的家具。由于生火做饭的炉子也在屋子里，房子内墙壁、家具总是挂着一层油烟。屋内光线虽然很暗，可老杜仍然舍不得开灯，只是搬个板凳坐在门口借着自然光看书，苦学交规。

　　借钱交的1万多元罚款

　　1万多元的罚款，给老杜两口子带来了很大的生活压力。“我们有两个孩子在老家上学，到了9月就要交学费了，可现在借了钱交了罚款，孩子的学费真成了问题。”

　　“从没有人通知过我违法”

　　老杜告诉记者，他听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说，交警曾给自己挂靠的公司打过电话，通知他有了多起违法行为。“我到公司打听过，公司的人说从来没接到过交管方面的电话。我记得我把自己的手机留给了车管所啊，为啥他们就没打手机通知我呢？”

　　虽然老杜心甘情愿认罚，但他还是觉得如果交管部门能早点通知他，他不必被罚得这么惨。

　　综合《北京青年报》《竞报》

　　105次违法处罚有悖法理

　　在北京卖菜的安徽来京司机杜宝良，在同一地点105次违章，被北京交警罚款10500元。就“杜宝良百次违章”现象，《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专家认为，105次违法处罚有悖法理，交管部门科技执法需要完善。

　　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学教授姜明安说，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司机在同一位置违法105次，按照规定就应该接受105次的处罚。但从法理上来说，司机能够违法105次，而且还是在同一位置，这也暴露出交管部门的管理需要完善。105次的处罚行为有悖《行政处罚法》的目的。因为《道路安全法》是根据《行政处罚法》而制定的，行政处罚的目的不是为了罚款，而是维护交通秩序，制止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当司机交通违法至十次几十次的时候，交管部门应该提醒或警告司机，避免违法次数继续增加。假如因同样的交通违法行为致使严重交通事故，那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就更高了。所以，105次的违法处罚，很难体现行政处罚的目的。

　　据新华社

　　交警该不该扮“黑暗天使”

　　开出警车，找个僻静的路边或拐弯处停下；不是去现场指挥交通车辆，而躲在树后拿出数码相机偷偷地拍摄违章车辆；然后输入电脑，开出罚单……自从2004年新交通法颁布实施以来，北京出现越来越多这样“守株待兔”、暗中执法的警察。

　　北京市政协委员、建元律师事务所法学博士鲁哈达认为，虽然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尚无针对“暗中执法”的禁止性规定，但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行为不仅要遵守合法性原则，还要遵守合理性原则，即当行政主体拥有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其所采取的措施应当最大程度地符合预期的法律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交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仅仅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够实现良好的交通秩序。

　　也有律师认为，“暗中执法”虽然在法律上没有禁止性规定，但和法律精神是相违背的。按照法律精神，法律本身和执法过程都要在人们明知的前提下才能遵守。交警上路执法既代表了执法者的形象，也代表着政府形象，所以无论从哪一点上说交警的执法过程都应该是公开的、阳光的。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