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建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必须作出艰难的选择。为了争取人民革命的成功，实现人民的解放，中共中央作出重要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明确指出：“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历史业已证明党中央这一英明决策是正确的，及时的。

　　鉴于东北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开辟工作，先后从关内各解放区调入的干部2万多名、军队10万多人；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共77名中有21名在东北（包括热河，下同），中央政治局委员13名中在东北工作的有4名。他们在党中央领导下，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七大路线，与广大干部和人民在一起，对东北的解放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这里谈谈陈云同志对建立东北解放区和实现东北全境解放所作的杰出贡献。

　　一 为制定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提出了正确的建议并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

　　1945年9月14日，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派遣一名苏军大校由八路军冀热辽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陪同，乘飞机专程来延安与我党中央及军委总部建立联系。当日，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曾克林介绍的情况后，决定建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等6位同志于9月15日乘坐这架飞机赶赴东北。9月18日，他们从山海关抵达沈阳。

　　中共中央东北局于1945年9月在沈阳开始工作，当时只有5名委员，即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彭真任书记。东北局建立后，为加强北满广大地区党政与军队工作，中央又决定成立北满分局和北满军区。11月16日，中共北满分局在哈尔滨成立。分局委员有5人，即陈云、高岗、张闻天、张秀山、李兆麟，陈云任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兼北满军区司令员。北满分局领导5个省委和一个市委，即松江省委、黑龙江省委、嫩江省委、合江省委、牡丹江省委和哈尔滨市委。

　　11月下旬，陈云同志召集高岗、张闻天等，在哈尔滨经过三天讨论，起草了关于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的建议，即《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这份打给东北局并转中央的电报是1945年11月30日发出的，中央迅速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要点是：我党我军独占三大城市沈阳、长春、哈尔滨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东北的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就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乐、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干部中可能发生的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

　　中央在电复东北局同意北满分局上述意见之后，于1945年12月28日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实践证明，中央12月指示是符合东北当时实际情况的，它确定了党在东北的正确战略方针，为夺取东北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二 为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还提出了党在北满的工作中心，指出“由于北满是处于南满的后方，因此，我们认为，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如以珠河、牡丹江为中心，以佳木斯、依兰为中心，以绥化、北安为中心，以洮南、三肇为中心，以讷河、龙江为中心，建立若干根据地。我们的兵力、干部、资材，必须主动地向那些地区转移，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1）。

　　日军投降后，各级日伪政权虽已瓦解，但除少数地区为苏联红军和我军控制外，大部地区包括县政权被土豪劣绅、官僚政客把持，他们与被国民党收编或委任的光复军、挺进军相勾结，与共产党争夺地方政权。据松江军区一个团政委张鏖反映，陈云同志在1945年底接见了他，对他说，那时北满已查明番号的土匪有13万人之多，而我们部队只有2万人。但土匪包括光复军、挺进军是乌合之众，我们部队是在老基础上有新发展，是能够将这些政治土匪消灭的。这话被以后的实践证明了。

　　当时，土匪控制了北满2/3的县城，他们采取“先（当）八路，后（当）中央”的策略，混入我军，一遇时机便发动武装叛变。在建立北满根据地过程中，各地新部队先后叛变人数多达3.3万人，被杀害的老干部有150多人。因此，我军一进入北满，就开始了剿匪工作，方针是“建军、剿匪与发动群众”三位一体。首先是摧垮敌伪势力，建立人民政权，在初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酝酿召开民主参议会和人民代表会，成立各级政府，选举省长、市长及县长。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北满五省的各级政权省军区和各级武装力量相继建立，部队迅速发展到10万多人。与此同时，各地相继开展了反奸清算，在清算斗争的基础上，结合春耕生产，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各省民主政府先后公布了减租法令和办法。到1946年6月，北满地区的敌伪土地基本分配完毕。

　　1946年4月20日，陈云同志为北满分局起草了一份给东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标题为《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报告说北满五省中除龙江省漠河等五个县，合江省同江、宝清二县尚被敌占领，我正进剿外，所有县城都在我手。“北满六十五个县，我已占的五十八个县中，农民已经发动者十六个县，其余仅在开始。农民斗争目前是清算运动，同时分配开拓地、满拓地、汉奸地、减租增资”。“我们的政策是发动经济斗争后，迅速武装农民，搜缴地主土匪武装以加强之”。“武装农民，应成为农民已经起来的标准”。“到二月底止，北满军队和地方的新党员只有一千人左右，军队占十分之六，我们吸收党员取谨慎政策。……估计三月以后的发展将迅速一些”。“二月至三月中旬，我军主力到达，北满全面展开剿匪战争，克复了二十二个县城。”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为贯彻这一指示，1946年5月下旬，北满分局在哈尔滨召开了省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立即组织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

　　经过剿匪、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建军和初步的民主改革，打击了敌伪残余势力，壮大了党的力量，增强了基本群众的斗志，为建立巩固的北满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到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北满五省和哈尔滨市，直接动员新兵补充主力部队共41万人（还不包括参加地方部队与地方部队升入主力的人数），参加战勤民工累计130万人次，仅1947年就交纳公粮130万吨。

　　显而易见，北满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实现东北全境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 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促进了东北全党的思想统一

　　1946年上半年，经过与国民党军的激烈争夺后，我军退出沈阳、四平、长春、本溪、抚顺、鞍山等大中城市。东北局机关从沈阳经本溪、抚顺、梅河口、长春于1946年5月21日撤到哈尔滨。1946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的指示，决定林彪任东北局书记、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局迁哈后不久，北满分局并入东北局。黑龙江、嫩江两省划归西满分局领导（已从郑家屯迁到齐齐哈尔），松江、合江、牡丹江三省及哈尔滨市由东北局直接领导。

　　为在全东北普遍落实中央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解决干部中的思想问题，统一东北党内的认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于1946年7月3日至11日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简称“七七决议”）。会前，东北局委托陈云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因当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陈云同志亲自与东、西、南、北满的领导同志谈话，倾听对形势任务和建设根据地问题的看法，亲笔写出了文件的草稿，并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作了修改。会议通过这一决议后，陈云同志又根据讨论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上报中央后，经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党中央于7月11日批准了这个决议。

　　东北局“七七决议”指出：东北当前任务是“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必须规定，无论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必须认识，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必须吸收在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加入我党，并在农村中建立党的堡垒——支部。”要求“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克服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力求在半年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同时还指明：“东北是处在长期艰苦斗争的环境中，但东北斗争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在东北已占先机之利”（2）。

　　“七七决议”体现了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的精神，符合东北的实际情况，解决了许多重要的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制定了正确的工作方针与作战方针，指明了斗争前途。

　　扩大会议后，东北局根据《决议》的精神，从3个方面迅速采取了重大措施。这就是：（一）东北局与各省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亲自传达了“七七决议”。例如，陈云同志迅速前往齐齐哈尔，于1946年7月13日即中央批准《决议》后的第3天，就在中共西满分局会议上作了题为《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的传达报告，强调“总方针是发动群众，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有了群众，一切好办，可以有军队，清除土匪，经费供给也有来源，没有群众，一定失败，死无葬身之地”。（二）动员了1.2万干部下乡，到农村中去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剿匪、建党建政、动员参军、推动生产等等。陈云同志在传达报告中说：“军队每个团都要抽三分之一指战员下乡。要当参谋，参群众之谋。城市、机关、学校工作都可放松一点，受些损失都可以。乡村工作的比重应占全部工作的百分之八十。”他明确指出；“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三）动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工作队，进一步开展了剿匪、搜山斗争，大大小小的“座山雕”，散匪与地主武装很快被歼灭了。

　　在传达与贯彻执行中央“十二月指示”和东北局“七七决议”以后，东北斗争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根据地日益发展和巩固，我军实力迅速壮大，形势日益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为后来辽沈决战的胜利，实现东北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 坚持南满斗争，巩固与扩大了南满根据地

　　1946年5月18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四平后，接着又占领长春、吉林，气焰十分嚣张。10月中旬，蒋介石亲自到沈阳，确定了在东北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企图集中兵力，先歼灭南满我军，摧毁我根据地，然后用全部兵力进攻北满，占领全东北。南满战场我军处于最困难时期，一度成为东北战场的焦点。中央与东北局十分重视南满的斗争，曾发出多次电报、指示，告诉南满军民准备迎接艰苦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自告奋勇前往南满工作。经东北局同意，报请中央批准，由陈云兼任中共辽东分局（亦称南满分局）书记、辽东军区（亦称南满军区）政委，由肖劲光同志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司令员。已先在南满主持工作的肖华同志任分局副书记、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1946年10月27日，陈云与肖劲光同志等从哈尔滨坐火车起程，途经牡丹江、图们，取道朝鲜，于11月27日抵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

　　中共辽东分局领导辽宁、安东、辽南3个省委，3省除敌占区外，多属游击区。当时，南满我军主力只有第三、第四两个纵队，不足4万人，我南满主要根据地仅剩下临江、长白、蒙江、抚松4个小的山区贫困县和两道大沟，分局和军区机关及主力部队被压缩在长白山脚下的狭长地带。这一地区，满打满算只有23万人口，老百姓生活贫穷，要负担三、四万部队的支前工作，实有困难。加上土匪、地主武装四处骚扰，不少干部被杀害，一些地方武装哗变，广大群众尚未发动，部队经常露宿，靠烤火过夜，我军处于困境。干部与群众中对南满的前途与命运，议论很多。在领导干部中，对于能否坚持南满的对敌斗争认识上也不够一致。在陈云、肖劲光到来之前，我主力部队三纵、四纵已做了在必要时向北开过松花江与北满部队会合的准备。

　　12月中旬，辽东军区在前线指挥所七道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在坚持南满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激烈争论。少数同志同意军区领导的报告，主张作长期打算，坚持南满斗争。多数同志认为长白山区地形狭窄，我大兵团作战没有回旋余地，同时，兵员、武器装备不足，寡不敌众，主张主力撤往松花江北，以保存力量，准备日后反攻。会议连续讨论几天，各抒己见，相持不下。肖劲光同志回忆：“敌人进攻迫在眉睫，时不待我，必须从速决断。这样，我就不得不向陈云请示求援，请他做最后决定。13日晚，陈云顶着大风雪赶到七道江，同大家亲切交谈，了解情况，直到深夜。次日，陈云在会上讲话。他循循善诱，形象地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会进退两难；因此，抓住牛尾巴是个关键。陈云全面分析了形势，对‘留下’和‘撤走’的利害得失，算了细账，经过反复比较，说明留下坚持的重要意义和可能性。最后，他加重语气说：我是来拍板的，拍板坚持南满……陈云同志话不多，但掷地有声，分量很重，中心意思是南满一定要坚持，三、四纵队全部留下，一个人都不走，坚持就是胜利。这是关键时刻决定性的一板，这是陈云同志对坚持南满斗争的一大贡献”（3）。

　　七道江会议的意义在于统一了大多数同志的思想，确定了坚持南满斗争的基本方针，并决定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作战方针，为挽救南满的危局迈出了第一步。会后，南满形势虽然严重，但由于有一个坚强的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各方面干部齐心协力，奋力工作，实行土地改革，贯彻“七七决议”，群众逐步动起来，形势日趋好转。

　　从1946年12月17日敌人以6个师的兵力，向我临江地区发动第一次进攻起至1947年4月3日，经3个多月连续作战，在北满部队三下江南配合下，粉碎敌人四次进攻，共歼敌3万余人。这就是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四保临江”。这一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巩固和扩大了南满根据地，扭转了战局，迫使东北敌军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我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在1947年东北夏季攻势中，辽东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了，第二次解放了通化、安东，使辽宁、辽南、安东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总人口有930多万。到1948年1月，辽东大部分地区已按人口平分了土地，土地改革基本上完成了。1948年4月，东北局决定撤销辽东分局，将辽宁、安东、辽南三个省委及旅大地委改归东北局直属，陈云同志回到哈尔滨。

　　五 成功地接管了沈阳，为接管大城市提供了经验，为大军进关南下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1948年10月锦州解放后，党中央电告东北局，准备接收沈阳，由陈云同志担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由陈云、伍修权、陶铸、张学思、王首道、陈郁、朱其文、刘居英、朱理治、张维桢、陈龙等11人组成沈阳市军管会，伍修权为副主任，陶铸为副主任、市委书记，朱其文为市长；同时，决定抽调新老干部4000人，由陈云率领乘专列火车前往沈阳。列车于12月29日从哈尔滨出发，途经吉林市、梅河口，绕道四平市到达开原。

　　由于时间仓促，军管会第一次会议是在火车上召开的，确定并宣布了军管会机构与分工等，决定沈阳卫戍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分别由伍修权、陶铸担任。10月31日，在开原召开了军管会第二次会议。经讨论，陈云宣布了接管沈阳的方针、方法、意义及注意事项等。接管方针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他指出：沈阳是东北最大城市和工业中心，把沈阳接管好，使巨大的生产力不受破坏，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可以有力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可以为接管关内各大城市提供经验，对建设东北和支援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会后列车转移到铁岭。

　　11月2日，沈阳获得解放。军管会从铁岭乘卡车于黄昏进入市区，并立即开始工作，迅速贴出了事先印好的军管会布告，安定民心，还发行了入城前就印好的第一张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布告要求职工上班，限三天内按级向上呈报人员名单及简要现状，办理移交手续。执行结果，接收工作进展顺利，工厂、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房屋、设备器材、仓库物资一般没有遭受破坏。

　　当时，许多仓库中贮存着大量弹药、武器及其它军用物资，估计可装600个火车皮，另有几十个车皮弹药在车站未及运走。解放后头几天，敌机轰炸的目标主要是这些地方，如命中会引起连环爆炸，沈阳可能半座城市被炸毁。军管会交通处、后勤处连夜组织员工在敌机轰炸及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把大批弹药军火迅速运往各地，避免了一场大灾难。当军管会委员、交通处处长刘居英向陈云同志汇报此事时，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也在座，刘说部队正缺少各种炮弹。陈云同志听后非常高兴，事后以军管会名义嘉奖了在抢运工作中立功的宋力刚等6位同志。后来，听说这些弹药在平津战役中发挥了作用。

　　军管会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依靠群众，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陈云同志指出：工厂和企业迅速复工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最好办法，恢复生产越快，工厂保护会越好，职工生活问题就越容易解决，社会治安也会越好。到11月25日，每天有96列客货车进出沈阳，绝大部分工厂已经恢复生产。

　　陈云同志很重视总结经验，在入城后不到一个月，他写了《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电告东北局并转报中央。沈阳的经验，解决了接管大城市工作中的两大难点，即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简报总结了5条具体经验；（1）入城后首先要恢复电力生产与供应。（2）要迅速解决市场及金融物价问题。（3）对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4）迅速出版报纸，稳定人心，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5）工资问题需要妥善解决。他还根据沈阳经验，在简报中建议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准备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后，移交给市委、市政府等机关。这样，接收班子可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暂成专职，依此接收各大城市。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很好，作为成功的经验转发给了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前委。稍后，中央要求东北局将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并从沈阳接管人员中抽出二三十个得力骨干调给任天津军管会主任的黄克诚同志，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

　　军管会在入城后两个月，召开了接收经验总结会。与会同志认为接收沈阳是成功的、完整的，在战争及政权转变过程中，保护了巨大的生产力，迅速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城市社会治安良好，市场物价稳定。在我军胜利的形势下，正确的接管方针和城市政策及地下党的工作配合，迎来了人心大变的新局面，市民从过去的“正统观念”变为心向共产党。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有关部门迅速查获了敌特秘密电台80余部，曾受到中央的赞扬。陈云同志认为接管沈阳有一条重要教训，即入城后不应立即将所有监狱犯人释放。正确的作法应该是将政治犯迅速释放，老盗窃犯、土匪等应继续拘留，分别处理，这样社会治安会更好（沈阳当时有1/3到1/2的盗窃案是入城后释放出狱的犯人所为）。

　　1949年初，沈阳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1月5日，陈云出席了会议并讲话。他赞扬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号召职工团结一致，搞好生产，忍受暂时困难，支援前线，彻底消灭反动派，建设幸福的将来。这篇《在沈阳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194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过。因那时陈云已当选为全国总工会主席，这篇讲话同时也是对全国各解放区工人阶级的鼓励和号召。

　　在沈阳，当谈到前线胜利时，陈云同志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当四野主力从北满即将开赴锦州前线时，东北局曾经议论过，认为锦州之战将决定东北的命运，沈阳之战将决定平津的命运。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早已解放，现在几十万大军压过去，当然可以决定平津的命运。为了保证大军南下，支援平津及全国解放战争，陈云同志一再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财经、生产部门，要把发展经济、增加生产、保证部队供给、支援前线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上。平津战役前后，大量军需民用物资进关，每天使用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火车皮。因部队没有仓库且驻地常变，有的暂把车皮作仓库，故进关车多，车皮返回东北少，使运输难以为继。为此，东北局多次致电林、罗、刘（亚楼），列举每天进关与返回车皮的数字，写明差额，呼吁及时将车辆放回。有一段时间，林、罗、刘亲自敦促与检查卸车。

　　为商谈东北野战军入关后的后勤保障问题，陈云同志乘坐由毛泽东号机车牵引的列车于1949年2月4日到达北京。这是毛泽东号机车第一次进山海关。陈云在京住了两天，与林、罗直接商谈，然后与罗荣桓同志等一道乘吉普车经保定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党中央当面汇报工作。这是陈云自1945年9月后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两天后，他同罗荣桓等同志一起坐吉普车到保定，住了一夜，会见了华北七纵的领导同志，然后返京。在京、津参观访问几天，于2月中旬回到沈阳。

　　六 领导东北财政经济工作，积极支援前线，制定东北经济发展计划

　　陈云同志无论在何地，任何职务，一直注视着经济情况与经济工作。1946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东北政权领导机关——东北各省行政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10月改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为林枫。行政委员会党委由陈云任书记，陈云、李富春、林枫为常委。1948年6月，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并入东北行政委员会。10月，明确东北财经委员会亦党亦政，党政双方均设，但为一个机构，主任为陈云，副主任为李富春。

　　1948年6、7两个月，陈云集中精力研究了财经工作并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后来收入《陈云文选》时，题目为《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份报告分析了东北当时的经济形势，特别是物价及金融形势，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提出“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1948年2、3月间，东北在财经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东北解放区的重点煤矿在发动工人中产生了不适当地打击职员的“左”的错误；另一件是3月物价暴涨，群众不安。对职员特别是对行政管理人员的作用估计不足，因而政策上“左”的错误，是当时东北新接收企业中带普遍性的问题。为妥善处理这一发展经济中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陈云同志代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公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报经中央批准并在1948年8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决定》指出：“对于职员的改造，是一种思想和作风的改造，是细致而长期的教育工作，不能急性粗暴的处理，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也需要工人与职员的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在这个决定实施以后，东北通过各种讨论会、座谈会、研究班、训练班等方式，比较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这在当时对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援前线是很重要的。

　　陈云同志对当时经济工作作过许多具体指示，例如对接管沈阳后的粮食政策和金融物价政策在入城前就指出：沈阳粮食价格应该比铁岭、开原高一些，应根据成本加运费及合理利润制定价格。入城后如粮食的市价低，贸易局可用适当价格收购农民运进来的粮食；加上国营贸易公司调运一部分以及接收敌人的存粮，就可以保证沈阳市的粮食供应。同时又指出：沈阳市的物价不宜低于老解放区，否则市场上的大量物资会隐藏起来，对我们不利。贸易公司定价必须恰当，高到什么程度或者低到什么程度，都要很好研究。银行对信贷政策的掌握也是这样。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些具体方针，沈阳解放后粮食供应充足，物价稳定。

　　东北铁路比较发达，陈云同志到东北后很重视铁路工作，深知铁路对现代战争、支援前线及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曾兼任过东北铁路管理局局长。在沈阳军管会期间，他经常询问与督促铁路修复与运行情况，并亲自起草给党中央的电报，除说明铁路对东北解放战争及工农业生产所起作用外，建议中央设立铁道部，筹划与管理铁路事宜。很快，中央决定建立铁道部，由军委副总参谋长滕代远任部长，隶属于中央军委。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这是各部中建立最早的一个部门。

　　陈云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为了掌握各地实际情况，他在沈阳市接管工作初步告一段落后，即抽空到辽宁及吉林各地作调查。那时，我在陈云处任秘书，一路随行。从1949年1月到4月，他先后到鞍山、大连、普兰店、瓦房店、本溪、丹东、长春、吉林市、四平市及盘石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抚顺市因距离较近，去过好几次。每到一地，除参观工厂、矿山、电站、商场、科研等单位外，总要了解当地政治经济综合情况和党的建设、工业发展前景、市场供应；交通运输、职工工资、人民生活、民族关系、民情风俗等情况，并对地方及企业同志提出的问题及时给以指示。为了解铜矿的生产及发展，解决制造子弹、炮弹及民用对铜的需要问题，从吉林市专程乘火车去盘石铜矿——当时东北最大的铜矿。从铁路干线的车站到铜矿有轻便铁路，但当时没有轻型机车，于是，我们坐在轻型敞篷车上，用两匹马在路轨两旁牵引着前进。三四月份的东北还相当冷，陈云却很高兴，饶有风趣地大声笑着说：“坐上马火车了！”那时陈云同志44岁。

　　陈云同志生活简朴，谦虚谨慎。军管会入城后不久，他就从沈阳宾馆搬到伪辽宁省政府旧址办公，自己和家属及警卫人员、秘书住在两幢背靠背的解放前交通银行职员的住宅里。工作中感到有缺点或失误，他主动作自我批评。稍有空闲他就学习，对《列宁选集》中的一些重要论文如《论粮食税》等，仔细阅读，反复思考。

　　沈阳军管会的工作到1949年5月实际上已结束了（根据中央的指示没有宣布）。7个月里，前一个时期陈云同志主要抓沈阳市的接管工作及党群工作，后期主要抓东北区的财经工作，制定1949年东北区经济发展计划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这时，关内大部分地区还未解放，战争仍在继续，东北已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建设。因此，1949年东北区经济发展计划是全国第一个大区性的经济发展计划，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的到来作了准备。1949年5月，他遵照党中央决定离开东北到中央领导全国财经工作。

　　回顾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体东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得到全国各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与国际支援，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浴血奋战取得的。陈云同志从1945年9月至1949年5月参与领导了东北解放斗争的全过程，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陈云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在东北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不朽业绩必将永载史册。

　　（作者曾任轻工业部副部长）

　　注 释：

　　（1）（2）《陈云文选》第1卷，第301、308—312页。

　　（3）肖劲光：《四保临江的战斗岁月》，载《辽沈决战》（上）。

　　《陈云和他的事业——陈云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