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冲突的诉讼救济实际上无法落实在我国现有诉讼法体系中

　　自治权不是民事权利，通过民事诉讼加以救济在法理上解释不通

　　个体权利在自治体内受到侵害同样无法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得到救济

　　缺乏受损救济机制的权利是不完整的权利

　　村委会组织法实施多年来，大量案例显示：目前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内部及对外权力冲突，因为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仍无法得到司法救济。

　　以下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2002年8月，在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惠南庄村发生这样一件事，大石窝镇政府宣布决定：停止王华的村委会主任工作，并让他交出任职证书。2003年1月，王华以大石窝镇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为由，向北京市房山区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3个月后，房山区法院认为，只有人身权和财产权被侵犯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民主自治权利受到侵犯不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王华又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但是北京市一中院也认为村委会组织法没有规定村民自治权利的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驳回了上诉，维持了一审裁定。

　　针对目前村民自治缺乏司法救济的现状，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单峰认为，缺乏权利受损救济机制的权利是不完整的权利。村民自治权既为法定之权利，司法机关就应该给予司法救济。

　　目前现有的救济 途径明显不畅通

　　“目前在我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权利冲突，根据涉及村民自治主体角色的不同，大致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村民自治中自治体内部的权利冲突，另一类是村民自治中自治机构与国家基层行政机关的外部权力冲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教授王旭宽在对村民自治情况调查后分析，前者主要包括村民与村民会议、村民委员会之间的权利冲突；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会议之间的权力冲突；村民小组与村民自治机关之间的权利冲突。后者主要是乡镇基层政府直接干预村民自治事项导致自治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目前解决上述冲突的救济途径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地方权力机关的监督救济，依据是村委会组织法关于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应保证本法在其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规定。其二是行政机关的督促救济，依据是村委会组织法关于乡镇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村民自治的监督等。

　　但王旭宽指出，上述救济途径明显不通畅。其一，由于村民自治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国家机关。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因此，村委会组织法中关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村民自治中出现的权利纠纷之规定本身即与法相抵触，是行不通的。其二，乡镇政府是国家基层行政机关，对村民自治中出现的违法行为，乡镇政府有权依法管理，但问题在于，村委会组织法又规定“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这样规定本身就有冲突。而且，“指导、支持、帮助”是一种弹性很大的法律用语，比较模糊，不易操作。其三，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权直接源于自治体内个体村民权利的集合。它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法律法规授权从事行政管理的组织，而是一个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因此，它不符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这无疑对村民自治实践中个体村民自治权益受损时的救济设置了障碍。

　　村民自治权应通过诉讼这道最后的防线得到保障

　　“有权利必有救济，这是法治的必然结果”。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现实中的村委会在实施公共事务管理中屡屡侵犯村民合法权益却得不到司法救济的状况，原因在于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对被告的身份有一定的要求，被告必须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主体，即必须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张千帆认为，虽然村委会本身不是行政机关，但是当它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维护社会秩序时，却是在行使由全体村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在这一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只有纳入行政诉讼的救济才是最合适的。

　　王旭宽也呼吁，要全面完善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诉讼救济机制。因为，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程序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在解决社会冲突中具有终局效力的权威机制。完善村民自治权冲突的诉讼救济机制，是实现村民自治不可或缺的司法保障。首先，应在村委会组织法修改时扩充诉讼救济的相关规定。对自治机构损害个体村民自治权利及不积极履行自治权职责的行为，规定村民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国家机关违法干预，侵越村民自治权及不履行保障村民自治权的相关行为，村民自治体或村民代表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责令停止、改正不当行为或积极履行相关职责，使村民自治权冲突都能通过诉讼这道最后防线得到保障。其次，拓展村民自治权冲突诉讼救济的程序方式。目前，在我国提起诉讼的程序方式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村民自治权属于宪法赋予的政治权利，除去那些纯属村民个人与村民自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可以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外，村民自治冲突的诉讼救济实际上无法落实在我国现有诉讼法体系中。村民自治权不是民事权利，通过民事诉讼加以救济在法理上解释不通；村民自治权也不是行政权力，村民个体权利在自治体内受到侵害同样无法启动行政诉讼程序得到救济。但考虑到个体村民与自治体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因此，在村民与自治机构发生纠纷时，可将自治机构视同行政机关，赋予其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来容纳村民自治权的诉讼救济程序。

　　为此，王旭宽建议及时修改村委会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村民自治中出现的有关行政干预、行政渎职等行为引起的冲突及村民自治体侵犯个体自治权利、自治体通过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或决定违法的，皆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以使权利受损村民得到诉讼之救济。记者陈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