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当村长，我拒绝了

　　新京报：在工作中，最让你烦心的是什么？

　　郑：风言风语。比如说吧，我第一次组织农民到黄河滩培训，有人说我是为了出名，就在我倡议大家修建巷道的时候，有人说风凉话，说看你怎么能把事情做好，意思是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把事情做好。还有人认为郑冰确实是办了实事，但一定还有个人目的，政府一定是给了钱了。

　　新京报：对这样的说法你怎么办？

　　郑：一般都是冷处理。我就按照我想的去做，不必要跟别人做太多的解释，我要让大家看到我的实际行动。

　　我觉得只要是农民有需求的，哪怕是有风言风语也要坚持下去，只要努力了，谣言总有停止的时候。

　　新京报：有时候冷处理不行怎么办？

　　郑：我只好跟他说理，说理不行就吵架，我在村里都多少年没跟人吵过架了，结果修巷道的时候跟别人吵几回架我记都记不清了，别人告诉我最多的一天跟别人吵了四回架。

　　新京报：巷道修好后也彻底改变了你在农民心中的印象吧？

　　郑：那倒是的。

　　新京报：在农会组织活动中，有没有遇到特别难缠的人？

　　郑：这倒没有，因为协会是自愿加入，不愿意就不来。

　　新京报：有人说你组织农会，是为了想当官。

　　郑：想当官我早就当了。

　　2002年村委换届时，镇里的领导就找我让我当村长，但我拒绝了。

　　新京报：为什么拒绝呢？

　　郑：如果一心一意扑到村子上，我相信是能将一个村子带好的，但是我们的会员已经达到了两个乡35个村，我不能放下协会不管。

　　新京报：是不是说村主任的职位对你太小了，你是想干更大的事业？

　　郑：不是，我不谦虚地说，我的优点就是认准了一个事情就往下干，这一辈子就没想过要干什么大事，只不过是尽能力做事。

　　新京报：领导对你的工作很支持。有人猜测你跟领导们关系那么好，是在市里有背景。

　　郑：哪有什么背景啊，都是自己跑出来的。比如1999年我想请农业局的技术员给讲课，农业局长说是个好事情但要批，了解到听课的妇女居多时，就让我们找妇联，这样我认识了张主席，她对我帮助很大，2003年还推荐我到北京接受了培训。后来我们成立妇女科技中心、妇女活动中心时都得到了妇联的支持。1999年我们刚搞培训时，工商部门认为我们赚了很多钱就要我们交费，那天我不在家，他们让我爱人打了1万元欠条。我觉得不合理，就找市妇联，妇联主席张雪艳最后帮我找市领导，协调解决了问题。

　　新京报：政府有没有给过你资金方面的支持呢？

　　郑：只有两笔，一笔是建篮球场时，省妇联给了9600元，我用剩下的钱搞了蒸馍作坊，大家都知道。还有一笔就是我们成立手工艺品小组，省妇联提供了5万元资金，5年后要归还的，每年我们向他们交千分之五的管理费。

　　父亲对我影响最大

　　新京报：能讲讲你个人的事吗，比如你的简历？

　　郑：呵呵，挺简单的，我1984年初中毕业，第二年到村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知识水平也就那么高。

　　新京报：为什么没有读高中考大学呢？

　　郑：我当时考上了高中，但因为母亲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我就回家陪母亲了。

　　新京报：能看出来，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郑：呵呵，不是的。我只觉得我应该做的。

　　新京报：在学校工作得怎么样？

　　郑：我和学生和家长的关系都好，特别是一些家长喜欢把不听话的孩子交给我管，我辞职后，他们的父母有时还找我与孩子沟通。

　　新京报：你是为了办农会的事辞职的？

　　郑：当时我急于要组织村民们培训，二者必须舍一，最后我还是离开了我工作了13年的小学。

　　新京报：学校和家里人都是什么态度？

　　郑：校长一直挽留我，家里人也反对我辞职。婆婆就说，好不容易熬了13年，就要转正了，这是何苦呢。但我当时就想着要全力以赴地办好这事，也想不了那么多了。

　　新京报：你觉得在人生历程中，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爸爸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他以前是供销社主任，很正直，在当地很有威信，声望很高，单位难管的人都会听他的话。我是很佩服我爸的。但是也不是说我因为想成为我爸那样令人尊敬的人才要做今天的事情的。

　　新京报：那你从小是什么样的，是个乖乖女吗？

　　郑：（笑）当地妇女的纺织、绣花我都会呢。不过现在我的兴趣发生了转变。

　　新京报：向哪里转变？

　　郑：我喜欢读书了，现在绝对不会把时间花在织毛衣上，有那个时间我要去读书充实一下自己。每天睡觉前我至少都要看一个小时的书，现在12点之前是很少能睡觉的了。

　　新京报：我看到了你每一本书上都有编号。

　　郑：那是前年编的，当时编到了400多本。

　　新京报：你一般都看什么书？

　　郑：历史书，人物传记、经济类的，还有哈佛管理之类的。

　　新京报：难怪我觉得你说的话这么有学问，像个大学教授说的话呢。

　　郑：（笑）呵呵。

　　副会长违规被除名

　　新京报：在协会里你怎么领导会员？

　　郑：不是我要领导他们，而是我用制度去约束他们。

　　新京报：怎么约束呢？

　　郑：比如我们协会原来有14个副会长，现在还有8个。6个副会长因为违反了制度，被免去了。

　　新京报：为什么呢？

　　郑：我们原来有个制度，就是例会如果三次不到，就算自动除名，当时那6个男副会长开会不积极，好几次都没到，我和到会的副会长就商量，不能老这样下去，于是就把他们除名了。

　　新京报：他们现在还是会员吗？

　　郑：（笑）不好意思参加活动了，不过又让他们的老婆参加了我们协会。

　　新京报：你们的制度很严格啊。

　　郑：有时，也要注意一点方式方法，比如在校门被锁的问题上，我叫了6个副会长到学校门口去看，看到孩子们那么冷的天还在外面上课，自然也就触动了大家。

　　当时在校门口围观的人中有很多会员，我当场就说大家能不能先凑点钱将门打开，让孩子们进去上学，不要在外面受冻了，不愿意的也不勉强。我带头拿了1000元钱，其他会长们跟着掏钱，这样带动了部分会员，凑足了一万元钱。

　　还有就是带头干活，修巷道时，我的手上磨出了血泡，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干过体力活了。很多人看到了都说郑冰就别干了。可我就是一直坚持到底，我告诉他们别以为我是小姐的身子。

　　大家好像那时候才发现我不只是个会用嘴巴的人，也是个能干事的。

　　10年建成全国第一村

　　新京报：你现在如何评价你们的协会？

　　郑：我们现在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还不像外界说的那样是成功了。

　　新京报：什么才算是成功？

　　郑：经济发展了，大家的法制观念增强了，人员素质提高了。

　　新京报：近期有什么打算？

　　郑：今年打算完成手工艺品小组1万床棉被的销售计划，这样农民至少能得到9万元的收入，同时也解决了一部分棉农卖棉问题。另外，今年还打算筹建一所农民学校，培训1000名会员。

　　新京报：主要培训什么呢？

　　郑：会有苹果、柿树、杏树、桃树、杂粮的技术培训班，要对协会的骨干进行一次职业经理培训班教育，毕竟农民不懂市场是不行的，此外还有家庭教育班、手工艺品培训班。

　　新京报：有没有什么远期打算？

　　郑：有，我们的目标是10年后把寨子村建成全国第一村。

　　新京报：很大的气魄呀，你有这个把握？

　　郑：当然不是指经济上，那是不可能的，我指的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包括村民的素质、法制意识的提高等等，想在综合素质建设上成为全国第一村。

　　新京报：你计划如何提高村民素质？

　　郑：一是学习，二是带领大家外出参观，三是和大家一起办好实事。

　　新京报：你觉得要做到这些有困难吗？

　　郑：现在主要就是资金压力大，我们这样的组织没有靠任何的外援资金，完全凭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所以我们在做好公益事业的同时，还要拼命赚钱。如果资金足够了，就象一位名人说的那样：“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新京报：你做这些事的动力是什么？

　　郑：我觉得自己有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这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