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

　　日前，审计长李金华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所作的关于200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依然触目惊心——10户央企原领导任期内由于决策失误损失145亿，水利建设资金中滞留及违规资金近49亿元，03年18所中央部属高校违规收费8．68亿元，10家医院收取各类折扣、回扣等约3亿元……（北京晨报，6月29日）

　　年年审计，年年触目惊心。而“上榜”的当事部门面对记者采访时，话语也是极其含混晦涩——卫生部称已对“问题医院”进行了“限期整改”，水利部称主要存在“五个原因”，教育部称正在对高校违规收费问题“抓紧研究”（新华网，6月29日），至于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什么，公众不一定有机会知情。笔者认为，审计报告不是“数字噱头”，也不是当事者“打马虎眼”的工具，必须谨防权贵部门陷入“诺斯悖论”的暗流当中。

　　“诺斯悖论”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意指政府部门本来应该提供公共物品，提供的却有可能是公共灾祸。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政治和法律上的惟一性，政府部门的自然垄断特性一旦走向反面，后果不堪设想。政府部门可能打着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的招牌，为政府的利益而损害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的利益，却很难受到有效的约束。回头看看被审计长李金华点名的水利部等部门，他们不正是滥用了自身的优势地位，“无意识”地为社会提供着一幕幕的“公共灾祸”吗？！

　　除了“ＸＸ亿”的数字灾祸之外，政府部门对社会利益的侵蚀，至少还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挤出效应”。政府部门利用其权贵地位，在竞标、投资等方面都挤占着民间力量的空间。其次是资源浪费问题。比如巨额水利建设资金被滞留、挤占与挪用，使得一些水利项目一拖再拖，甚至成为“空架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制度的扭曲。骗取中央财政资金屡屡得逞、“化整为零”违规盖楼等恶性事件的发生，其实并不是孤立的，每起事件的背后都有着一个由多个行政主体组成的利益链条，当“协同牟利”成为一种惯常手法时，政府部门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便面临南辕北辙的危险。

　　针对如今审计报告爆出的权贵部门严重的违规行为，有学者认为，遏制此类经济犯罪的有效手段是加强内部管理。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好比说，如果豹子参加几天海豚培训班，就能变得温驯异常，这显然是天方夜谭。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诱致性变迁，即自发性变迁，一种是强制性变迁，即由“拳头式”法令引致的变迁。笔者认为，使权贵政府部门走出“诺斯悖论”的有效途径，依然是类似严格审计一类的“铁面之举”，以及用法律手段严惩当事人的“拳头行动”。

　　经济学家盛洪说，只要不提供公共物品，一个政府机构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它反而制造公共灾祸，那它必定是我们社会应该摆脱的最沉重的负担。诚哉斯言。我们为此不无担忧，但依然充满期待。笔者希冀“以暴制暴”行动能有效驯服权贵部门的“霸王气概”，当然如果其有意识地自发进行内部规范管理与肃清，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