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启先生相识30多年了，是忘年交。”整整小启功先生两轮的北京师范大学办公室主任侯刚说，他是启功先生一生当中惟一的一名工作助手。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学校决定给所有老教授都配个助手。“当时好多老先生配的助手都是年轻人，启功先生觉得配个年轻助手会‘耽误人家的学业’，坚持不要；但是因为政协委员、书法家、文物鉴定家的身份又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于是就由校长办公室来帮助他处理事情，我是办公室主任，所以就由我来帮助他处理学术之外的事务性工作。”

　　启功先生几乎给校办公室的每个人都写过字，包括司机，他似乎和每个人都没有距离。“几乎每次开会出去回来，先生都会主动跟司机打招呼说，‘我给你写个字吧？’”侯刚说。

　　“他一生都特别宽宏大量，很慈爱。”启功先生身边的人跟记者说。据侯刚回忆，启功先生从小受苦，1岁时父亲就死了，10岁时爷爷又去世，启功失学。爷爷的门生要捐钱供他读中学、大学，他表示要自己找工作养活妈妈和姑姑，于是中学没读完就去找工作了。但是姑姑为了养育他，终生未嫁。

　　启功先生和夫人章宝琛没见过面就结了婚。但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深。启功先生是满族人，章宝琛也是满族。启功被打成右派时，两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5元。章宝琛宁肯把首饰卖掉，也不愿让启功受苦。后来章宝琛染上了肝病，生活更加艰难。启功于是白天去中华书局上班，晚上到医院照顾老伴。

　　1975年老伴因病去世，临终前向启功吐露了一个秘密，说自己藏了他的一幅画，用牛皮纸和塑料皮包着，埋在某个地方，这是文革期间启功保存下来的惟一的一幅画。

　　“经历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还这么乐观？”侯刚曾经问过启功先生，他答道：“我从不温习烦恼。人的一生，分为过去、现在、将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很短暂，很快也会过去，只有将来是有希望的。”

　　启功曾经说过，他这一生有两个恩人，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陈垣，一个是他的夫人章宝琛。为帮启功找工作，陈垣曾经让他三进辅仁。先是到辅仁中学教语文，校长得知他中学没毕业，就辞了；再介绍他到辅仁大学美术系工作，但是辅仁中学的校长兼任了这个系的系主任，干了没多久又辞了；最后介绍他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陈垣亲自教了一个班，让他旁听，这才留了下来。“没有老校长和老伴，就没有我的今天。”启功曾经感慨地说：“恩人走后，名誉、地位、钱都有了。但是我却没办法回报他们。”不知是愧疚还是感佩，此后老先生很少有心情出门旅游。

　　一位曾经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与启功有过接触的先生回忆说，启功是一位幽默的老先生。他很喜欢散步，学生们经常能看到他穿着“老棉猴”（北方的一种棉袄———记者注）在校园里遛弯儿，成为学校的一道风景。

　　因为老先生的书法非常出名，找他题字的人络绎不绝，他常常被人们称为“国宝”。后来，他就在门上贴了一幅字，上书“保护大熊猫”，结果，这个“护身符”最后也被人偷走了。

　　他还曾经写过一幅“鹅”字，后来得知这幅字卖出了1000元的高价，从此就给自己冠以“一讹千金”的“美名”。

　　在北师大师生的眼里，启功的第一身份还是一位教育家，因为从1933年开始他就始终没有离开过讲台。“在国学大师中他是个通才，书法、绘画、文物鉴定、碑帖样样精通。近期我们准备出一套30卷的《坚净居丛帖》，选择启功先生藏帖中临写过的名拓本，还有他鉴赏过的、对帖有过评说如序、跋和眉批等的，以及先生珍藏的古字帖收录。”侯刚说。

　　先生的书屋取名为坚净居，“坚净”二字就取自他收藏的一方砚台，砚台上留字：一勺之水取其净，一拳之石取其坚。学生和老师们都说，“屋如其人”，或许这是记者今天听到的对启功先生最简练和贴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