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悲剧的女人。
一个不灭的形象。
她死了。几百年来，她一直被订在历史耻辱柱上，成为妖冶、淫荡、狠毒的典型，千夫所指，怎得不亡！
她没有死。人们同情她的遭遇，羡慕她追求自由反抗旧伦理的勇气，甚至在受人尊敬的先驱者和因偷情通奸而触范刑律被判决的囚徒以及现今越来越多的第三者身上都可以看到她精神的某种程度上的复活。
这就是潘金莲。经施耐庵初刻划金陵笑笑生极度演绎而活在戏剧舞台文学作品市井百姓茶余饭后的坏女人样板。
她以极端的手段和极大代价追求封建社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女子爱情自由和人的性的权利，而这结果至今还使我们颤栗、犹豫、彷徨、在迷惘中挣扎，在挣扎中反思。
这里我们分析的是《水浒传》中施耐庵笔下的潘金莲。
一
潘金莲是《水浒传》中一个小人物，作者在她身上并没有表现出多大功力。“挑逗武松”，“私通西门庆”，“毒死武大郎”三个情节对潘金莲性格作了刻划，但正面着墨不多。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是全书最长一回，有两万字，也是描写潘金莲主要章节，虔婆撮合却占了相当大篇幅，虽写得精彩传神，连金圣叹都赞道：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琐碎，妙于影借，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桀，妙于无意思。其实作者只是不自觉迎合了当时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于潘金莲形象塑造并无真正帮助。
尽管如此，潘金莲还是活了。在《水浒传》为数不多的女性人物中，她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即使比起施耐庵全力刻划并推崇的男性世界里英雄人物，潘金莲的知名度也丝毫不逊色于他们。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潘金莲身上值得同情的悲剧性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形象大于思想。虽然由于施耐庵封建局限，它所表现的妇女观是十分落后或反动的，但他毕竟是伟大的作家，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真实。为我们了解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卑命运悲惨提供了一面镜子。
镜子里引人注目的首推潘金莲。
“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有个使女，小名唤作潘金莲，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人家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恨记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
“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了一个浑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
从这段不满百字介绍中可以看出，潘金莲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不然不会到大户人家当使女，她美丽，聪明，并在最初本质是善良的。在男权统治下，作为女人，以自己身体谋取处境的改善和经济上的好处，是很常见的现象。比如古红楼中的袭人，今红楼中的歌星甜妹。潘金莲所处的封建时代，富人们三妻四妾，主人要缠，正是使女向上爬为正式或非正式小老婆的绝佳机会和跳板，可她拒绝了。也许主人老丑，也许性格不符，这拒绝原因施耐庵没交待我们不作无谓猜测，不过有点可以肯定：她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守住了对爱情的美好向往，不为富贵所动，也不为权势所迫。“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一句话即反映了逼迫的严重又反映了潘金莲的聪明。这是很不简单的，即使对照今天为出国为捞钱甘将妙龄付花甲的某些不对称，也属难能的可贵。正因如此，才使那个大户吃足了苦头，否则他不会恨记于心，倒赔些房奁，不要一文钱，白白嫁与三寸丁谷树皮，施展最卑鄙而又最致命的报复。
妇女的每一次争取，都是一次向死亡的努力。潘金莲最初的婚姻，正是封建社会妇女命运不自主的必然。
即使如此，即使“好一块羊肉，倒落到狗口里”这般婚姻，遇见西门庆前，潘金莲还属良家女子。施耐庵虽在上面那段介绍后紧接说“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并有诗为证，却查无前科；否则武大不会干净利落走出清河县，也不会有后来郓哥嘲笑他时的气恼“含鸟猢逊，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并再三追问“真个有这等事”。至于清河县那些浮浪子弟们的薅恼，一是泼皮本性的无赖，二也说明了这桩婚姻的不般配形成了社会舆论，于潘金莲行为无涉。此时下“为头的爱偷汉子”评语，实属施老先生妇女观之偏见。这偏见也可以从他与人物起名中透出，“金莲”，小脚也，它和鞋相连，都是性的符号，具有强烈的性意象。
遭遇武松，使潘金莲对自己婚姻有了一次认识比较的机会，潜在的不满和反抗开始觉醒，久被压抑的性意识寻机爆发。“武大叫一声：‘大嫂开门！’只见门帘起处，一个妇人
出到帘子下，应道：‘大哥，怎地半早便归？’”阳谷县的潘金莲此时还安分着封建礼教，谨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道。及至见了武松这表人物，才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的这般长大，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象人，七分似鬼，我直怎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了，他必然好气力。说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住？不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应该说，潘金莲对武松的喜欢并不是情爱，而是基于性因素产生的冲动、渴望、羡慕，她虽然想到了婚娶、姻缘，但直接原因却是“生的这般长大”、“必然好气力”。他并不了解武松，几番撩拨，不见成效，“着实撩斗”，又讨了个老大没趣；如此还不死心，直到最后当着武大的面被武松义正辞严又番教训，满心的欢喜才化为深深的绝望。
这是潘金莲的第二次争取，也是第二次失败，并且失败得很彻底；以至几百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对妇道闺范的冲破，人们可以对崔莺莺私会张生的举动钦佩，对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赞赏，却很难对潘金莲的这次勇敢有足够理由的辩护和谅解；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武松与武大的亲兄弟关系。这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而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在中国的伦理秩序。潘金莲的触礁即使放在科学与进步的二十一世纪也难以避免。
可是这里面也有值得同情的因素在。
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妇女被牢牢桎梏在笼子里，正常的社交范围几近于无。对于从天而降的武松，潘金莲喜出望外后几欲以身相许，这是正常人性的自然反映。毕竟，这是对难得机会的一次把握，是对独立人格的一次主动追求，是对婚姻幸福的一次勇敢出击！
二
西门庆的出现，是潘金莲走向堕落自我毁灭的真正开始。
人们认定西门庆是一个流氓加恶霸的淫虫，实际用现代眼光分析他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成功商人，他有着那个时代男人们常有的缺点，也有着男人们所稀有的泡媚媚的温柔和物质条件。
施耐庵笔下的西门庆是这样的：“原来只是阳谷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来暴发迹，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让他些个。”而王婆眼中的西门庆则是另一个样子，她向潘金莲介绍：“这个大官人，是这本县的一个财主，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叫做西门大官人。万万贯家财，开着生药铺在县前。”
这才是完整的西门庆，政府的公务员，医药公司的老板。宋时没有党政干部禁止从商的条例，西门庆的兼职无可厚非。“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满县人都让他些个”说明他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与人放刁把滥，说钱过事，排陷官吏”放至当今势力场上也不鲜见；“官商勾结”、“无奸不商”本来就是官本位社会公开的潜规则。施耐庵笔下西门庆如此不堪，一定程度上也流露出了重农轻商的封建社会对“暴发迹”的个体商业经济骨子里的看不起。
潘金莲不管这些，她相中的是一个温柔的西门庆，也许还有他的财富。西门庆年轻，相貌书中没写只能从他第一次出场时潘金莲的反映中猜测，他比武大英俊几分，却不及武松一表人材。你看潘金莲叉竿失手打在西门庆头巾上，明明失礼在先，西门庆却一再曲腰解释：“不妨事，娘子请尊便”、“倒是小人不是，冲撞娘子休怪”，一双眼晴只盯在这妇人身上，临动身也回了七八遍头。贪色献媚之态可见，而“这妇人自收了帘子、叉竿归去，掩上大门，等武大郎归来”，完全没有初会武松时的一见钟情。可见吸引她的不是对方外貌，倒是西门庆对潘金莲从此念念不忘，几次三番到王婆家里来，又是送钱又是求告，并且许诺给王婆的儿子安排一份好工作，使得我们对潘金莲的“颇有些颜色”的认识深刻了些，又对这美的被毁灭多了几分惋惜。
第一次王婆家相会，潘金莲对西门庆有了立体的认识，也把在武松那儿点而未燃的爱欲之火重新烧起。事先王婆已把铺垫作足，“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头先要制办些送终衣服。难得近处一个财主见老身这般说，布施与我一套衣料，绫绸绢段，又与若干好绵。”这番说词不仅是王婆欺骗潘金莲来她家作针线的借口，也包装了一个乐善好施的
仁义人儿。西门庆初到，王婆又迫不及待地介绍了他的富贵，开始喝酒，又与西门庆一唱一和刻意塑造了一个封建时代钻石王老五形象：妻殁三年，正室无主，爹娘不在，自可作主。西门庆也把哄女人的功夫表演得炉火纯青。潘金莲说到自己丈夫：“他是无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话。”西门庆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软是立身之本，刚强是惹祸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为良善时，万丈水无涓滴漏。”他没有跟着贬而是夸奖武大，表现了对女人的理解和尊重，也是对潘金莲委屈婚姻的极好安慰。谈到亡妻与几个“二奶”，他通过对亡妻的感激委婉表明自己不是薄情之人，又明确指出她们没有一个及得上潘金莲。西门庆道：“只恨我夫妻缘分上薄，自不撞着。”这叹声怎不撞进在极不相称婚姻里苦煎苦熬的潘金莲心里，撞出泼天大火？
别小看这感情因素，它有时比财产金钱更要重。妇女是人，有着人的正常感情、喜怒哀乐，尤其在被禁锢的圈子里，她们比男人更渴望被关心、理解，更需要情感的交流和慰济。可是道貌岸然的封建礼教，恰恰不把妇女当成人，只作为物，作为性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根本无视女性精神生活上的需求，从而造成了对女性的最大伤害！《水浒传》里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妻子与人通奸例子，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麒麟卢俊义。论财，他是大名府有名的财主，富甲一方；论艺，一身本领棍棒天下无双；论貌，按宋江的话是“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这样一条人物，他的妻子贾氏却冒着极大风险和各方面远不如他的管家李固通奸。何也？施耐庵先生借燕青之口道出原因：“主人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好一个“不亲女色”！，这些耻于向自己的妻子表示任何爱情的英雄们，当李固、西门庆这样亲女色、懂女色、怜女色的可人儿出现，又怎能阻挡潘金莲们投怀入抱！
这里无意于西门庆翻案，只是客观地理清事情的真相，有利于对潘金莲命运悲剧的把握以及确定潘金莲在整个事件中的责任。近年来有研究潘金莲的学者说：“潘金莲与西门庆之间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与她之爱武松却是性质迥然不同的另一回事。”她“只是西门庆淫欲的牺牲品”，是在“西门庆淫威”和“王婆的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下”落入魔掌的。(注：1)此说值得商榷，前面已经分析，潘金莲对武松动心是外貌引发的异性冲动，更多的性因素在内；他和西门庆的关系，也不仅仅是肉欲，已经发展到情爱，甚至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所谓骗，只是王婆他们单方面设计，当西门庆籍着拾箸去她绣花鞋上捏一把时，聪明的潘金莲早看穿了对方作局，“官人休要罗唣！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真个要勾搭我？”也不存在“西门庆淫威”，王婆说得很明白，十分计策，九分时光，只要潘金莲独自跑开去，谁也阻挡不得。作为一个曾春心萌动的青年女子，潘金莲十分清楚她行为的性质，她是心甘情愿地和西门庆走到一起。
这是潘金莲的第三次争取，也是她生命的最后一次努力。而这次出击，她把自己撞得粉碎。
三
有一个不大出名叫萨弗莱的外国人说：倘若一个人发狂地爱一个人，那么，他的任何罪过都应该得到原谅。如果这名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武大郎床上肚疼翻滚，潘金莲跳上去骑武大身上用被角紧紧按他的脸；不知会如何感想。
爱欲是一把火。它可以温暖别人，也温暖自己；又可以毁灭别人，并同时毁灭自己。这中间有个度的把握。正是由于度的失衡，潘金莲才从追求个性自由走向杀人犯罪，由一个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变成毒杀无辜的疯狂凶手。
潘金莲并不像有些人说的在整个杀人事件中只是协从，她实际上比西门庆走得更远。《水浒传》第二十五回武大和郓哥捉奸时，王婆被郓哥缠住，西门庆吓得“钻入床底下躲去”，潘金莲顶住着门，慌作一团，口里便说道：“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权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跤！”武大的受伤是潘金莲直接挑唆的结果。“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汤不见，要水不见，每日叫那妇人不应。又见他浓妆艳抹了出去，归来时便面颜红色。”不仅失去了羞耻，也失去了作人的基本善良。即使如此武大还准备原谅她：“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扶待我好了，他(武松)归来时，我都不提。”潘金莲并不回言，“却踅过来一五一十都对王婆和西门庆说了”，直接参与对武大的杀害。人之将死，其情堪怜，可观潘金莲在床上那套动作，又岂是一个受了蒙蔽和逼迫的可怜女人能够作出的！
潘金莲应该谴责。无论她身世多么可怜，无论她最初动机多么值得同情，无论她和西门庆的爱情是否纯真，为追求个人利益而残忍杀害武大都是不容置疑的犯罪。人人都有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这种自由和幸福必须建立在不剥夺他人这种权利的基础上。一个欲望的满足如果必须以另一个生命的失去为代价，人类还有什么正义和秩序？
当然，这里的度很难很难把握，被压抑的人性一旦爆发，其势如高山流水很难遏止，稍有驾驭不慎就如脱缰的野马冲下悬崖。潘金莲不论选择西门庆还是武松，都会对武大造成伤害，从社会和武大的心理承受力上讲，选择西门庆或许是一种比较良善的行为。当武大发现她和西门庆的关系后，要么回过头来重新牺牲自己幸福，要么是另外一种选择，而这种选择的范围对潘金莲来说很小很小。因为那个时代女子结婚的权利操在男子手中，离婚的权利也操在男子手中。男子可以根据自己订的章程随意休妻，女子却无能力摆脱加诸在她们的种种不幸和不公正，愚拙如武大，没有他的一纸体妻书，潘金莲很难离开他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这虽然不成为潘金莲杀害武大可以原谅的理由，却成为了潘金莲杀害武大的一个理由；这也是我们常言说的形象大于思想、潘金莲这个客观形象突破了施耐庵的思想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潘金莲死了，它因反抗旧婚姻而死。
还有不反抗的：《三国演义》十九回有一个农夫，碰上刘备逃难路过，因为没有肉来招待客人，就将他的妻子杀了割肉煮给刘备吃。《水浒传》里有一个英姿飒爽美貌如花的一丈青，宋江作主将她嫁给武艺平平短丑猥鄙的王矮虎，她唯唯诺诺。封建社会中国妇女命运如斯。据说连在《金瓶梅》中把潘金莲尽兴糟踏的兰陵笑笑生都哀叹：劝君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四
潘金莲是中国封建会妇女被侮辱被压迫的代表，又是历史上女性淫、毒、恶的集大成者。她的身上既闪烁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又演绎着人性失去约束后向假丑恶的膨胀。她的死亡，既带有那个时代妇女悲剧的宿命色彩，又是她畸形性格极端手段造成的独特后果。她发生变化的原因施耐庵先生没写，而我们的探讨正是重读这场悲剧的价值所在。
武松杀害了潘金莲，杀害潘金莲的凶手却不是武松，虽然他会受到封建礼教的毒害，脑子里也有“风化主义”，在这件事上执行的却是正义的宣判。有人说整个事件里最悲剧性的人物是武松，“这样一个敢于反对贪官污吏、反抗朝廷，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他却杀死了一个事实上也是在反抗封建制度的女人(虽然她也有罪过)，而且还认为自己杀得很对，很正确。”(注：2)实际上今天的潘金莲们还在继续受死，只不过插在胸口的那把尖刀换成了为死者复仇的子弹。
潘金莲问题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还是一个婚姻制度问题，又是一个人性欲望问题。如果以一种低层次的因果关系掩盖高层次上的因果关连，那就会把严肃的悲剧庸俗化；如果只注意其中的反封建意义而忽略一夫一妻制对人性的压制及性压抑下欲望的演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则会走向另一歧途。
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过渡，其根本标志是私有制的确立，而一夫一妻制则是私有制产生的母体和生存土壤。只有这种制度下的个体制家庭，才能保证男子劳动时对财产的支配以及生病年迈时对财产的享受和死亡后对财产的继续占有，付与私有制存在的实际意义。为了保证这一点，最重要一条是要弄清子女确凿无疑地出自一定的父亲，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于是男子把群婚和对偶婚时代女子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荣誉都剥夺了，只要求她们干净的贞操。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把这结果法律化和制度化，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女子的任何反抗都会动摇现有家庭基础，而家庭制度的全面崩溃会根本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私有制剥削社会。儒家的思想观念，又把男子的统治神圣化、道德化，披上一层伦理的外衣，从根本上解除妇女的任何反抗意识，并给予男子思想上的武装、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灵上的毒化。
正如吃了半个苹果还有另外半个苹果一样，男子从胜利中习惯了对女子的不尊重，而女子也从屈辱中学会了对男子的不忠贞。这并不仅仅是报复，而是理藏在内心深处的生命的本能冲动。一夫一妻制本来就对崇尚自由新鲜的性爱欲望稍加压制，可男人们耻于主河流的治理却利用手中权利另开渲泄口，积蓄已久的另一股洪水势必寻找另外形式的突破。
私有制经济下一夫一妻制有两个副产品——卖淫和通奸。
卖淫是一种商业行为，是私有制下某些女子为求生存被迫采取的无奈的商业行为。不仅如此，当它成为一个事实上已存在的行业后，又融进了大量的对女子强迫性的暴力；虽然有个别女子由于各种原因看似自愿，但从整体看，卖淫已不可置疑地成为对女子摧残、侮辱、压迫的最不人道的商业行为！它出卖的是女子的尊严、青春和自由。有人称之为性工作者，说是满足社会性欲需要，其实只是男权为自己对这些弱势群体和丑恶现象的冷酷无情、熟视无睹和卑鄙利用找借口。男子有需要，当从社会解放途径找。
通奸比卖淫表面温柔得多，它和卖淫最大不同在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也许是肉欲的，也许是精神的，也许肉欲和精神并存，但它并不是全为经济因素而存在，也没有对女子的侮辱和压迫。我们有时把它捧上天，誉为反对封建追求自由争取解放的先锋，有时又把它打入十八层地狱，斥之为奸夫淫妇肉欲横流。实际上它本身就具有双重性，既是对旧婚姻制度下人性束缚的反动，又是对有益于社会稳定的细胞家庭的破坏和夫妻相互忠诚的背叛；既有温暖两个人的温馨，又产生对相关者的杀伤力。
理性，一个我们忍了又忍而不得不提出的话题。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健康的性观念和性文化，禁欲和纵欲是一张纸的距离。潘金莲就是极度压抑和极度放纵之间的恶性摇摆中迷失了本性。
武松刀尖上汩汩鲜血，点点滴滴打在在我们心头。
如果潘金莲没有杀害武大，不知该怎样评价她和西门庆、武大三人之间的关系。
恩格斯在谈到现代性爱新的道德标准时说：对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不仅要问：它是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而发生的？”“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注：3)
好在，事实不容假设。
也许，这正是悲剧中的悲剧。
潘金莲是封建社会的悲剧。
潘金莲是婚姻制度的悲剧。
潘金莲是性解放的悲剧。
时代在发展，我们已经埋葬了封建制度，并给了她和武大离婚的权利；可是，潘金莲并没有把从根本上解决她悲剧的任务交给我们。
因为还存在着私有制，
因为现在还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度，
因为男子还在步步后退却又步步防守着他们的阵地……
还是留给后人吧。
一个潘金莲，考问着千古中国！
2004.12.25
注1：《论潘金莲》。四川社会科学院 胡邦炜
注2：同上文。
注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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