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协会理事荣国章 实习生 范远志 摄

　　在北京历史协会理事荣国章看来，“七七事变”在中华民族精神方面更是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力：“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在全国得到贯彻，各种力量空前团结，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卢沟桥成了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纽带，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在对中国国内当时的形势分析后，荣国章还认为：“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匮乏，发展遇到瓶颈，对外扩张成为他们的现实选择，它看重的是中国所拥有的资源和市场。”

　　日本当时“误以为中国没有反抗精神，不堪一击。”，决定“在中国崛起之前给中国一个打击”。

　　卢沟桥是整个华北地区的咽喉

　　新京报：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60多年前，“七七事变”爆发，这被认为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那么日本为什么要选择进攻卢沟桥呢？

　　荣国章：卢沟桥在军事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当时的永定河河面很宽，河水浩浩荡荡。横跨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当时是整个华北地区的咽喉，是从北平向南进军的必经之路。古时，卢沟桥也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明朝皇帝朱棣北征，也在这里打过非常激烈的战役。日本为了实现占领整个华北的目标就必须占领这条要道。

　　除此之外，卢沟桥北面有一座铁路桥，那是通往武汉的京汉铁路必经之处；控制这条铁路，向北可以控制北平，向南可以遏制整个华北。

　　新京报：如何定位“七七事变”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

　　荣：意义非常大，（它）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抗战组织，发起了抵抗运动，例如东北抗日联军，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不过，这些抵抗都只是地方部队的局部抗战，不是全面抗战。全面抗战应该包括中央的部队，这是主要的抗战力量，还包括全国各个派系的力量。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在全国得到贯彻，各种力量空前团结，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卢沟桥成了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纽带，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七七事变”迫使蒋介石没有退路

　　新京报：“七七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对此的态度呢？

　　荣：卢沟桥抗战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蒋介石此时的态度也变得强硬，改变了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步步退让的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得到了全国拥护。共产党发表宣言与其响应，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冯玉祥等地方势力也都通电，拥护中央政府收复失地。

　　其实，早在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会议上，蒋介石就表现出了这种强硬的态度。他在那次会议上提出“最后关头论”，具体就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不到最后关头不言开战。”

　　到了“七七事变”，蒋介石对日没有退路了，这就是他所说的“最后关头”。如果再让步，北平就会变成昔日的沈阳，冀察就会变成昔日的东北，如此推演，南京何尝不可以变成北平？

　　新京报：刚才你谈到“九一八事变”，那么我们想更进一步地知道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具体采取何种对日策略呢？

　　荣：一种妥协的外交策略，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尤其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组织了著名的淞沪抗战，重创日军的锐气。1933年，日军向关内扩张，进攻山海关。蒋介石坚决要求日军退出山海关，筹划调集部队北上作战，取得了长城抗战等局部抗战的胜利。

　　新京报：那妥协怎么解释呢？

　　荣：在抗战的同时，蒋介石又组建了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北京政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向日军求和。

　　新京报：怎么理解蒋介石当时的想法？

　　荣：事实上，蒋介石已经看清了日本的野心，意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也认识到，对日作战是一场持久战，曾经表示必须“以时间为基础，与敌相持，在久而不在一时”。他想通过妥协来改善中日关系，拖缓战争爆发的步伐。

　　新京报：蒋介石对日采取这种抵抗又妥协的策略，有什么特别的历史背景？

　　荣：这与当时的国内局势有关。蒋介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容不得其他势力的存在和发展。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危机重重。蒋介石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尖锐、最突出的是日本的侵华威胁和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割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剿共这个点上。

　　此外，还有各地割据或半割据的地方实力派，如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山西阎锡山，陕西杨虎城等等，这些地方势力的存在也让蒋介石提心吊胆。

　　在“安内”和“攘外”二者之间，蒋介石也常常为此感到焦头烂额，难以定夺。

　　中共让步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建立

　　新京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应对国内形势变化的呢？

　　荣：“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中共连续多次发表宣言，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其中明确表示：中共愿以“抗日救国”为准则，同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抗日。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集中一切国力抗日救国。

　　新京报：中共的努力产生了什么样的直接效果？另外，除了发表宣言，中共还进行了哪些卓有成效的抗日活动？

　　荣：全国人民掀起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1936年2月，在中共领导下，东北各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另外，在中共的积极选创下，当地人民自发抵制日货，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一些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官兵也开始转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

　　就是在这一年，中共非常成功地解决了西安事变，最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振奋了民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于1937年2月10日专门致电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并同意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很大的让步。

　　新京报：让步起到了中共预想中的效果吗？

　　荣：基本上达到了。就是在“七七事变”发生前的最后关头，中共的让步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目标。

　　日军误以为中国人没有反抗精神

　　新京报：据史料记载，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发生前这段时间，蒋介石为日后的勃发做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很好准备。就是在“七七事变”爆发前，中国农业大丰收，粮食产量人均达到800斤。日本难道没有注意到中国的这些变化和发展吗？

　　荣：当然注意到了。日本认为应该在中国崛起之前给中国一个打击。

　　新京报：在了解当时的中国国内情况后，我们还想更多知道日本当时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荣：从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渐摆脱了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掠过和压迫，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非常成功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一战之后发展地更快。原来日本靠外国投资，发展一定阶段后，不用外国投资，并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强烈渴望向外输出资本。另外，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匮乏，发展遇到瓶颈，对外扩张成为他们的选择，它看重的是中国所拥有的资源和市场。

　　新京报：除了势力对比上的优势，还有什么因素促使日本认为它一定能打败中国呢？

　　荣：日本当年误以为中国人没有反抗精神，不堪一击。

　　新京报：日本应该没想到侵华激发了中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吧？

　　荣：是这样。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被激发到顶峰，是鸦片战争以来所从来没有的。

　　新京报：在和您的三次谈话中，您多次提到“爱国热情”这个话题。看看我们如今飞速发展的经济和健康成长的国内环境，“爱国热情”的话题似乎变得有点陌生了。

　　荣：不应该对此陌生啊！我个人认为如何激发和发扬民族精神是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政府应该给予民众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让民众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不要让民族精神感受压抑，否则在遇到国际问题时，民众的爱国热情就会大打折扣。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陈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