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在雪地中顽强抗击日机

汪世和

　　亲历者说

　　采访汪世和老人，记者费了好大一番周折。6月14日，当记者赶到岫岩满族自治县城东养老院时，院长说，长居于此的老人前一天请假到营口的女儿家了。

　　直到6月15日，在营口城郊的一个小村里记者见到了老人。

　　其时，93岁的汪世和站在村口等候着记者，一身笔挺的西装，拔得笔直的腰杆，脸上显露的是恬淡、平和的表情。与记者一同步入屋内的时候，老人步履的矫健令记者都十分羡慕，“我每天都习惯早起，然后走上几千米，再做几节操，当年打日本人时那么紧张我都没改过。”与老人的谈话从此开始，令记者更为惊讶的是，老人的记忆和表达都是异乎寻常的清晰。

　　“九一八”事变改变我的人生

　　在老人的回忆中，最先提到的就是“九一八”事变，老人认为正是“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在凤城的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读书，应该是现在的高一。1931年9月19日那天早上，我起床锻炼，刚一打开学校大门，就看到门外到处都是日本兵，都戴着钢盔，拿着枪。当时的气氛老紧张了。我赶紧跑回宿舍把大家都喊了起来。在上早课时，我们的班主任忧郁地告诉我们，不许出学校大门。没过多久，又有消息传来，凤城的国民党守军投降了，日本人是趁他们操练的时候缴的械。

　　“到了当天下午，从沈阳传来消息了，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把北大营占了，我们的心情啊，真是无法形容。第二天我们就接到通知：正式停课。大家都没说话，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同学都收拾了行李回家。我在家待了几个月。

　　“过完1932年春节，突然有一天警察局有个电话找我，原来是我的一个亲属，他那时在复县警察大队长刘景文手下任中队长，听说我回家了，因为我的文化程度高，想让我上部队去任职，让我当师爷，也就是个参谋吧。就这样，我到了部队。

　　“到了当年的7月间，刘景文把队伍改了编制，我所在的中队改成了卫队营，就跟在司令刘景文的身边，其实这时候他就准备开始抗日了。到了12月初的时候，刘就把在队上监视自己的两个日本人撵走了，并正式竖旗抗日。我也就此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与日军的两次直接交锋

　　在刘景文竖旗抗日的同时，辽南大地上已经涌现了多支抗日武装力量。这些队伍的出现令日本侵略者震惊不已，就在刘景文宣布抗日不几天，日军就派出五路军队向岫岩方向攻来。

　　在这种情况下，汪世和所在的队伍与其他抗日力量及时取得了联系，分别在各自的区域内抗击来敌。他所在的队伍被称为东北抗日救国军第五十六路，他们撤出岫岩后，在附近做好埋伏，等待伏击辽阳方向的日寇。

　　在这段时期内，汪世和参加了两场终生难忘的战斗。

　　“第一次我们可是大获全胜啊。那是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尽管没直接杀敌，但那时我在卫队营啊，就和司令在看着呢。当时我们都埋伏好了，就等日本兵往口袋里钻呢，那次日本兵派了一个小队，大概40多个人，由一个叫成泽直亮的日本大佐指挥，可他们挺尖，让600多伪军打前战，他们在后边挺远的地方，结果这些伪军就和我们的侦察人员碰上了，还没等打呢，我们就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还讲了一些道理，结果这些伪军不打了，全部缴械了。

　　“可后边的日本人不知道啊，没过一会，他们就进入了我们在关门山葫芦头沟设的包围圈里。

　　“当时我们可是上千人啊，从上午10时打到下午4时，日本人可是被打完了，可剩了几个日本兵就是不投降，我们都准备用火攻了，后来还是我们的一个旅长带了400多人冲上去把他们给解决了。那场战斗把那个日本小队全歼了，光俘虏就有12个，包括那个指挥官。整个战斗我就在山上看着，真过瘾呐。这可能是抗战以来我们抗日武装的最大一场胜利。”

　　之后，汪世和又回忆起另一场战斗，很明显，他对这次战斗记得格外清楚，因为这次战斗就是他指挥的。

　　“这次战斗在蜜蜂岭，当时我们营正在前方，与几十个日本兵碰上了，那时我们营有一点好，就是枪好，子弹足，我们用的都是一三式步枪，说起来有意思的是，这批枪还是日本人为了巩固势力，在刘景文还是警察大队长时发下来的，没想到转身就用在打日本兵上。

　　“那时候，在营里他们都叫我师爷，也都听我的。所以在准备战斗时，战士们也都看着我，我当时正好躲在两块大石头后面，从两块石头中间正好观察敌情，这次日本兵也有好几十，我等日本兵走近了，我就大喊一声，打了，我们一排枪就响了，那动静就像打机关枪，把日本兵吓坏了。

　　“这次我们从当天中午打到下午5时多，打得特别激烈。我差点就死在这次战斗中。

　　“因为我在石头后指挥，不久日本兵就发现我的指挥位置了，他们搬了一门炮，对着我藏身的石头就是一炮，当时那两块石头被炸得粉碎。所有的战士都大喊起来，完了，汪师爷完了。嘿嘿，我命大，打炮时正赶上我到边上解手，没炸着我。

　　“一见我没事，战士们打得更狠了，尽管日本人有炮，可我们一点都没惧。那场战斗下来，日本人的一个小队就剩下七八个人了，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次我一共打了76枪。后来日本人的增援上来了，我们才撤。”

　　在此之后，由于日军的凶残绞杀和这支队伍自身的不足。汪世和所在的队伍解散了，汪世和也回到家乡，在一所乡村学校教书，直到他与著名的抗日英雄苗可秀会面，汪世和再一次走上了抗日的道路。

　　苗可秀对我影响最大

　　“在我的印象中，苗可秀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曾经是他组建的抗日少年团团员。”

　　汪世和对抗日英雄苗可秀的事迹如数家珍，汪世和认为，尽管苗本人不是共产党员，他的队伍也没接受过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但这支抗日队伍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已经具备了一些人民军队的特点。正是因为这点，日本人才会集中力量打击这支队伍，而同时，抗日铁血军一直坚持抗日到1938年，也是当年多支抗日队伍中给日本人打击最大的队伍。

　　“我和苗可秀有过三次会面，每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会面是在1935年1月，苗可秀的队伍到我教书的学校宿营，当时苗可秀的副手赵同（音）曾是我的同窗好友，在他的引见下，我和苗可秀谈了整整一夜，他给我讲了铁血军的性质和少年团团员的义务，我还记得他说的一句话：用黑铁赤血精神，采取全民革命手段，收复东北，振兴中国。印象太深了。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就宣誓参加少年团。但当时苗可秀给我的任务是不和部队走。他让我留下来做一些秘密的情报等工作，后来我知道，像我这样以教师身份做掩护的少年团员还有很多。

　　“半个月以后，苗可秀再次来到我的学校，我们又谈了一夜，很是投机。这使我更加佩服这位抗日勇士了，要知道，那时候，他也就二十五六岁吧（编者注：苗可秀生于1906年）。

　　“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又有一次会面，在此期间，我们铁血军数次与日伪军作战，已经成了日军的眼中钉。在这次会面中，苗可秀和我谈了不少抗日斗争的方法。可万万没想到，这次会面后不久，苗可秀就被汉奸告密，不幸被俘，1935年7月25日牺牲。

　　我和侵略者不共戴天

　　“在那之后，铁血军还在奋勇杀敌，我的父亲当年就是以屯长的身份做掩护，为铁血军购买被服等生活用品，后来被汉奸告密，在1937年8月被日本人杀害，所以我和日本侵略者有不共戴天之仇。”

　　说到这，老人的情绪一下激动起来，从老人涨得通红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他对那段历史的难忘和对当年侵略者的仇恨。

　　直到此时，记者才注意到，在近3个小时的采访中，这位93岁的老人竟一口水没喝，一直坐在一个没有靠背的椅子上，腰杆拔得笔直。

　　在随后的交谈中，记者了解到，汪世和老人在铁血军失败以后，再次求学，后在日本投降后，在当地国民党政权的教育部门任职。在解放战争中，汪世和曾经三次救出被国民党抓获并且即将要杀害的地下党员。

　　建国后，汪世和当选为岫岩县政协委员，并协助有关部门对当年的抗日历史进行了回忆、撰写。直到81岁之时，老人才正式退休在家。

　　如今，老人已是四世同堂，在记者向老人表示祝贺之时，老人颇有些自豪地说，他的孙子正在编著有关抗日铁血军的传略，“预计十几万字吧，已经完成七八万了。”

　　“我们不能忘了那段历史啊，应该极力宣传啊。”当记者起身告辞时，老人仍同开始时一样，站起身，穿好外衣，把记者送至大门外，并紧握着记者的手，说了这么一句话。本报记者　张一

　　顾问名单

　　总顾问

　　原中顾委委员、黑龙江省原省委书记兼省长、抗联老战士陈雷

　　抗战名将彭施鲁少将

　　辽宁省军区原副司令员、“老八路”南启祥少将顾问

　　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抗联老战士李敏

　　辽宁省委党校教授、“老八路”张一波抗联老战士单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