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榆社县仅仅因为今年高考升学率下降，领导就以县委常委会集体的名义公开向全县人民道歉，是极不寻常的举动。毕竟，与其他政绩工程不同，把升学率作为政绩指标，从来就不是上级机关的要求，而完全是当地民众的要求。我们都知道，在许多地方，基层官员对于仅仅是老百姓热心、上级领导却不怎么热心的政绩项目，是不太在乎的。从这个角度说，榆社县委领导班子的道歉之举，表现出了非常令人敬佩的勇气。

　　但在这可敬的勇气背后，是中国教育现状的大荒诞。

　　为什么无论怎么改革，我们都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大格局？为什么被官员和学者们批判了20多年，迄今高考却仍然是操控中小学教育最灵验的“指挥棒”？为什么几乎所有与升学率不相干的基础教育新政，一到了基层就全都流于形式，甚至连“雨过地皮湿”的效果都达不到？为什么即使是那些对“一切围着高考转”深恶痛绝的中小学教师，一上了讲台，也都把关于“素质教育”的种种新观念、新说辞当成了耳旁风？

　　因为民众有需求。这种需求强大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连某些一贯“眼睛向上”的基层党政官员，都不敢拿它不当回事。山西榆社发生的事情是极端的一例。前些天，为了维护本地民众移民到海南参加高考的子女的利益，安徽芜湖市主要领导亲自出面“公关”，向安徽、海南两省教育部门施加压力，是另外一例（见本报6月5日一版）。

　　不要抱怨民众的这种需求。让民众通过接受教育，提高社会地位，本来也是教育所应承担的一项重要社会功能。

　　说一千，道一万，只要教育资源尚未实现充分供给，应试教育顽症就难以根除。要想让榆社的领导和民众从应试怪圈中一起获得解放，惟有更加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各级政府一齐努力，尽快把教育这条“短腿”补齐。

　　本报评论员 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