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奉江杜小春　本报记者夏先清

　　大观乡和桥龙乡是南充市嘉陵区两个地处偏远的乡,也是两个正在从脱贫到小康的道路上艰苦跋涉的乡———两乡农民人均纯收入大约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然而,凡到过两乡的人,莫不对两乡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乐观不仅缘于养殖和劳务开发两大产业使大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2%、桥龙农民则有“桥龙牌”黑山羊这一增收“法宝”,还缘于这样一个事实———几年间,大观乡消除债务148万元,成为嘉陵区唯一一个实现零负债的乡(镇);几乎在同一时间内,桥龙乡化解债务170万元,负债率接近零。

　　对两个远远说不上富裕的乡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在嘉陵区被称作“大观·桥龙”现象。

　　桥龙乡党委书记李德称这是“革命”的结果,大观乡党委书记蒲建中对“革命”的解释是革自己的“命”,拿既有的特权开刀。

　　从细节导入节约理念

　　整洁难掩简陋———走过高高矮矮一段石阶,记者很难将眼前的房屋与乡办公楼联系起来。蒲建中坦然相告:党委政府也得讲成本。

　　从细节导入节约理念,近几年来大观乡工作经费和招待费每年都没有超过3万元。资金使用必须由3个人签字:分管领导初核,乡长审批,乡党委书记审核;个人在执行公务时需要计划外开支,必须事先报告,征得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方能在规定的金额范围内支出……5年前财政赤字还高达300万元的大观乡,如今无债一身轻。

　　李德对前不久带着客人到一家甚至没有店名的路边店吃饭的情景记忆犹新。虽然店主的惊讶使李德有种抬不起头来的感觉,但哪怕赊账也要在有点档次的饭店签单待客的惯例就此成为历史。在大观,干部进城办事、开会,无论远近,都不能租车,班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乡上的一切接待,由办公室派专人负责,实行登记报告和定额用餐制。20多个非必须的临时工作人员被一一清退。

　　无论在大观,还是在桥龙,乡干部间流行开了“AA制”:当两个以上的干部参与公务接待时,“亲兄弟明算账”,各自按比例支付招待费用。这在以前简直不可思议。乡干部们的“抠”是被总量控制这一釜底抽薪之举“逼”出来的。

　　听证招标下乡进村

　　即使在城市,听证会也是新生事物。而在桥龙乡,连农民都知道,乡干部的差旅费和补贴要过听证这一关。

　　今年4月30日,乡党委副书记尹怀武主持一次差旅费和补贴听证会。结果是:尹怀武接待上级来人的接待费超标准50元,超支部分不予报销;副乡长彭斌4月2日进城开会期间打的费10元,违反财务管理制度不予报销……

　　大观乡有一条被称为观大路的平整规范的公路,一直延伸到大山深处。“这可是一条明码实价的路。”蒲建中感慨不已。当地盛行水禽养殖,可长期以来行路难,自己出不去,外面的商贩进不来,鸭蛋每公斤2元多还没人要。修路,乡党委、政府以80%以上的走访面赢得90%以上的支持率。为了让群众的集资一分一厘都用在刀刃上,大观乡干部集中参与项目考察,在公开招标的前一小时才集体定下标的,并迅即召开招标会,使每公里公路造价降低5万多元。

　　节流要听证,开源同样要听证。桥龙乡发展养殖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走传统的生猪养殖之路,还是发展黑山羊?干部、群众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乡上不搞“一刀切”,要求各村组织听证会。石板沟村锁定生猪为养殖目标,全村270户农户中有20头以上规模的养殖大户已经达到40多户。龙桥村听证会选择了黑山羊,而今全村能繁母羊10只以上的农户有近50户。

　　乡镇的现实选择

　　一边精打细算到“抠”的程度,一边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

　　大观乡每年“挤”出1万多元作为农民发展新项目的启动资金,仅牛郎坝村发展稻田养鱼一项,就使该村年人均增收100元。在大观,8个生猪基地年出栏肥猪2万头以上;常年在外务工人员2500多人,年劳务收入1600万元……

　　阳承志是桥龙乡龙桥村黑山羊养殖大户,前不久,他获得乡政府发的800元奖金和2000元帮扶资金。像阳承志一样,桥龙农民养的黑山羊有名有姓——“桥龙牌”嘉陵黑山羊。这一商标,经乡干部们多方奔走,如今已注册成功。有了“身份”的黑山羊价格一路稳步走高。仅此一项,养殖户年人均增收200元以上。

　　“对乡镇而言,大观和桥龙的选择是必然的也是现实的。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面对记者的提问,嘉陵区委书记何智彬这样解读两乡,“节约型社会并不一定是和谐社会,但非节约型社会一定不是和谐社会。对一级政府来说,节约不仅是使物耗降至最低的一种手段,更是一种境界、一种责任。所以,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建设节约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