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关系主轴：友谊、合作、发展—越南中国问题专家畅谈两国关系

　　（记者　凌德权）

　　不久前，记者应邀访问了阔别5年的越南。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是越南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机构。老所长阮辉贵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和新所长杜进森都是我的老朋友。这次踏上越南土地的第一天早晨，“退而不休”的阮辉贵一接到我的电话，就立即赶到我住的河内大酒店。在这家中越合资酒店的早餐厅里，他拿出一本还带有油墨味的最新一期《中国问题研究》送给我。

　　在胡志明市一周紧张采访的间歇，我仔细翻阅了这本学术杂志。杜进森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这篇长文题目是《越南—中国：加强合作　共同发展》。文章结论部分说：“自1991年正常化以来，在各项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所载原则的基础上，两国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以及在妥善解决两国存在的边界领土问题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进入新世纪，尽管世界形势特别是亚太地区形势正在发生复杂、难料的变化，但是友谊、合作、发展仍是越中关系的主轴。其中，共同发展是两国奋斗的目标；友好是基础；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是措施。”

　　返回河内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中国大使馆一秘姜再东等拜访中国问题研究所，请新老两位所长就如何发展中越关系发表一些具体看法和建议。下面是两位所长的谈话节录。

　　杜进森：中越应该相互支持

　　我一贯主张“友谊、合作、发展”。我想用“共同发展”来补充“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字方针。

　　中国重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是为了三个目标：政治上的依托、经济上的市场、安全上的屏障。我认为，中越在政治上是互为依托的，而不是单方面的。越南有什么问题，中国也应该在政治上给予支持。反过来，越南也对中国予以政治上的支持。这就是说，在政治上相互支持，是很重要的。

　　我到上海去几天，很多人对我说，他们很少得到有关越南的信息。越南每天都报道中国的消息，但中国报纸却很少报道越南的消息。很多人不了解越南，以为越南非常穷，非常苦，非常困难。甚至一些专家也几乎一无所知。有的同志竟然问：“越南是共产党领导的吗？”如果说政治上相互支持，越南的革新如此成功，那么中国媒体为什么很少报道呢？

　　中国市场不仅仅是中国的，中国正在向世界各国开放。2004年中国的进口额达5000多亿美元，但是越南对中国的出口只有约24亿美元，比例非常小。中国进口量这么大，世界各国都进入中国市场。而越南是近邻，有自然条件的优势，有交通往来的优势，有多少优势没有发挥利用，却绕了多少路去开发遥远的美欧市场，还经常遭到反倾销的诉讼。市场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的。越南一位领导同志说，如果每一个中国人每年消费30元人民币的越南商品，那就可以大大促进越南的生产。

　　我在论文中强调，政治上互为依靠，经济上互为市场，安全上相互保障。这三方面都是相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

　　关注“和谐社会”理论

　　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有关中国的宏观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来提高越南人的思维能力。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要每天关注中国的动态，看看中国领导同志在理论方面有些什么新的发展和创新。

　　中国领导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和谐社会”理论。我最近到昆明去，买回来很多有关“和谐社会”的书籍。我将撰写有关“和谐社会”的文章。这是一个很新的理论问题。我们的领导是这样要求我们的。这样可以提高越南人的思维，特别是越南决策层领导的思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和谐社会”的理论肯定是经过仔细斟酌的。我们为什么不马上吸收呢？

　　还有关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胡锦涛同志说，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这个理论非常妙，这样的话非常珍贵。这样就不应再咬文嚼字，用教条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看这一位是怎么说的，那一位是怎么说的。实践始终是新鲜、生动的。我们需要不断地加以补充。这种补充就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这样做，就能逐步为更新思维作出贡献，提高决策层的思维能力。

　　阮辉贵：中国外交很有善意

　　任何国家的对外关系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但是，对于我们两国来说，国家利益和政治意识形态是统一的，没有矛盾。有的时候两者不一定统一。比如，苏联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但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共同利益。而中国和越南就不一样了。所以，要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从越南方面来说，越南应该同中国友好；对中国来说，中越关系非常重要。

　　就具体问题而言，我认为，两国在政治、经济方面没有什么问题。经济就是既合作又竞争。中越之间贸易，越南有逆差，应该怪自己，哪能怪人家呢？在政治上，两国之间没有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东海，也就是你们说的南海。最近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报纸上说————“变争端之海为合作之海”。

　　中国今年的人大会议，我注意到外交方面有两个变化。

　　一是先后顺序排序有变动。十六大文件中，第一是发达国家，第二是周边国家，第三是发展中国家。温家宝总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排序倒过来了。第一是发展中国家，第二是周边国家，第三是发达国家。在现在的国际背景下，政治、经济问题极其重要。所以中国的排序变了。

　　二是提出“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中印关系以前基本上是闹矛盾，而现在中国很明确地表达了改善中印关系的意愿。我非常注意温家宝总理在人大会议结束后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印度问题的一句话。他在谈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时说“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我认为，这句话极其重要。

　　我再回到东海（即南海）的问题上。如果中国现在说“我们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越南也说“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这样一来，双方就没法谈下去了。我认为，温家宝总理的一句话非常精彩———“既尊重历史，又照顾现实”。这样搞外交就很有善意。

　　促使人民相互了解

　　我最近看了一些中国有关国际关系和中越关系的书籍。这些书的写法同两国不和的时期毫无差别。我也写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我的写法就很亲善，因为我非常了解中国。现在，中国写有关越南的书的一些人，既不了解越南，也不是研究越南的。我很理解，他们是参考了前人所写的东西。而前人却是按照那个时期出版的书籍来写的。现在还这样写，是不符合中越友好气氛的。我们也理解，中国人口达13亿多，即使是中国知识界和学者，也并非都对越南问题很有研究。其实我们越南方面也是这样。

　　今年1月18日是越中两国建交55周年纪念日。越中友协主席段孟蛟部长和我分别在《人民报》（越共中央机关报）和《共产主义杂志》（越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上发表纪念文章。这两篇文章反映了越共中央的观点。当时正值北部湾刚发生了点事。段孟蛟部长后来告诉我说，他和我的文章发表以后，接到很多电话责问：你们的文章为什么还写得那么友好？我不责怪打电话的那些人，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那些人倒不是要歪曲什么，问题是他们得不到信息。他们不了解真相，不了解中国。

　　对中越关系煽风点火的是那些“不同政见者”，其中有一类是裴信（1990年叛逃到西方的越南《人民报》副总编辑）之流。这类人，越南有，中国也有。我们做得好，他们骂；我们做得不好，他们更骂。当然，打电话的并不都是这样的人。很多是好人、好同志，都是爱国的，而且有些人（对中国）非常友好。但是由于信息不充分，他们了解情况不全面，所以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看法。

　　总的来说，在中越关系中，老的一代，像我们这些人，是完全友好。就如越南诗人素友上世纪50年代的诗所说：“边界这边是我们的，边界那边也是家乡情。”这样就是过于友好。而年轻一代则有一种敌对情绪：越南是“背叛”，中国是“扩张侵略”。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开始重新调整，比较正确地认识中越关系。老的一代都已或将相继过世，新的一代正在成长。所以，老的一代，包括了解越南的中国人和了解中国的越南人，我们的共同任务是，要通过新闻媒体，通过学校讲台，使两国人民加深相互了解。说到底，中越两国有“三同”————“同文、同种、同志”，是“三同”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