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方（省公安厅）：

　　合理配置社会资源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未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配套规定至今尚未出台，道路交通事故中，因机动车驾驶人肇事逃逸或肇事方经济条件有限，受伤人员得不到及时救治、受害方得不到经济赔偿的情况十分突出，由此也引发了社会矛盾。拍卖20%%以内的机动车号牌，拍卖所得缴入国库，专项用于道路交通事故的社会救助，实际上是通过经济手段，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另一个层面上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另外，对部分机动车号牌实行拍卖，使机动车号牌申领过程公开化，有利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机动车号牌发放中的不公开、不公正，也有利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队伍建设，避免由此滋生的腐败。

　　支持方（孔玉等）：

　　能够防止职务腐败

　　孔玉说，将机动车号牌的拍卖款用于交通事故中伤者的救助，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其一，能减轻社会总压力，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其二，能够防止职务腐败，端正行业作风，扭转社会不良风气。号牌拍卖实际上是把以前可能存在的有权力、有能力、有关系、有金钱、有门路的一些人，通过暗箱操作、金钱交易、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等手段才能拿到的好牌照拿出来，使原来不公开、不公平的暗箱操作，改为机会均等的公开公平竞争，能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其三，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救助基金有保障的情况下，政府可先及时、有效地安排相关单位对交通事故受伤人进行救助，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

　　柴建淮和孔玉发表了基本一致的意见。肖军说，号牌是一种公共资源，拍卖所得用于交通事故救助，对此，自己持保留的赞同意见。

　　反对方（曹海燕等）：

　　侵犯平等消费权

　　曹海燕在对机动车号牌公开拍卖的合法化问题提出质疑后说，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同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来源，国务院法制办制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按国际通行的法则，规定了救助基金资金的7个来源：即按规定从强制保险费中提取；对因未办理强制保险所处的罚款；代位追偿所得；对依条例规定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处以的罚没收入；社会捐赠；基金利息；按规定征收的滞纳金和其他收入。从中可以看出，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主要是从保险费、罚款收入、社会捐赠、基金利息等途径收取，它是国家提供的公共福利性服务，此基金款项来源不应该分摊到少部分个人或组织头上，相对于所有个人或组织而言，通过拍卖取得机动车号牌的个人和组织只是少数，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消费权。

　　杜玉山说，拍卖机动车号牌，所得资金的用途无可非议，在财政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是筹措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的很好渠道。但是必须考虑到其负面影响，其一，交通事故救济基金属于社会救助基金，只能是目前的临时措施，不是根本解决办法，也不能长期进行，因此，通过地方立法来肯定并规范这一做法未必合适；其二，机动车号牌属于社会公众资源，由有关部门代为管理。拍卖机动车号牌，无形中剥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权利，这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其三，拍卖机动车号牌的社会导向存在严重问题。它一方面宣传了数字迷信，另一方面不恰当地宣传了“拜金主义”，甚至宣传了特权意识。这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相矛盾的。因此，拍卖机动车号牌，在当前情况下，可以有限制地进行，但不适合在地方性法规中固定下来。

　　朱中华说，拍卖机动车号牌使数字有了等级之分，会在社会上造成不好的风气；而交通救助资金可以从保险中取得，无需以拍卖所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