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就最近接连在伦敦发生的系列爆炸事件发表一篇署名评论说，它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当今世界大城市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保障市民安全。只有充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并通过积极大胆的方法解决安全问题，现代城市才能在新世纪生存和繁荣。这篇评论题为《未来的城市》，要点如下：

　　人们不得不向伦敦人致敬。他们拒绝被7月17日的恐怖袭击所恐吓。当发生在地铁里的新爆炸事件有可能使这座城市再度瘫痪时，他们表现出了英国人特有的坚定沉着。虽然这种适应能力令人钦佩，但我们也不能无视伦敦大爆炸所揭示的现实：找到保障市民安全的途径是当今世界大城市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撤离大城市

　　尽管现在时兴将几百年间城市的衰落归咎于能源、食品和水的短缺，但事实是，更多的城市因为安全保障崩溃而衰落。不管这种可能发生的危险源于内部无序还是外部威胁，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旦一座城市不再能保护其居民，他们必然要逃离，这座城市也会逐渐衰败，甚至消亡。

　　现代城市距离消亡还为时尚早。然而，只有认识到安全的首要地位，并通过最积极大胆的方法解决安全问题，现代城市才能在新世纪生存和繁荣。在这个新世纪里，现代城市早已面临电信革命的挑战，因为这场革命正削弱它们一贯以来对信息和文化的垄断，并使城市人口外流。

　　企业和工厂纷纷撤离城市核心地区，转向小城镇甚至农村。人口统计显示，城市人口也随这些企业和工厂而迁移。大多数美国老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历了短暂而可喜的市中心人口激增，但自2000年以来，它们流失的人口已经多于新增人口。家庭、退休人员和移民是人口增长的关键来源，他们大多正在舍弃城市核心地区。不仅巴尔的摩、克利夫兰、费城和底特律这样长期流失人口的城市如此，像旧金山、明尼阿波利斯和芝加哥这些过去十年间人口短时间增长的城市也是如此。

　　我们还不是很了解恐怖主义威胁是如何使城市人口趋势恶化的。我们知道，美国城市中心居民对“9·11”事件的反应远比郊区或小城镇的居民要强烈。在纽约和华盛顿遭恐怖袭击几个月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未来恐怖袭击感到“严重关注”的大城市居民是郊区居民的两倍，是农村居民的4倍。

　　恐怖主义显然对某些城市构成较大的威胁。伦敦和纽约在全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且人口高度密集，这使得它们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此外，小城市、郊区以及肆意发展的更现代的城市（如菲尼克斯、休斯敦或洛杉矶）依赖多个就业中心和私人汽车，但集中型的伦敦和纽约则不同，它们依赖地铁、铁路和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形式，这些明显是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事实上，过去30年间，恐怖分子袭击了从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巴格达到马德里、伦敦等城市的公交系统，导致1．1万多人丧生。

　　历史的教训

　　假如恐怖袭击司空见惯，企业和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作何反应？现在谈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但是，历史记载不容乐观。许多古代城市曾广泛分布于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印度和中美洲，它们在遭到文明程度通常较低但更为暴力的民族的侵袭之后，便萎缩并最终消失。最大的破坏常常不是有组织的国家造成的，而是游牧民族、甚至是一伙伙土匪造成的。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

　　最早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印度河谷的城市文明在今天巴基斯坦一带兴盛一时。在雅利安游牧民族突破古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防线之后，印度次大陆过了几百年才再度出现大型城市中心。

　　当然，因安全因素而崩溃的最著名例子是罗马。罗马帝国是一个城市联邦。公元2世纪之前，人员、物品和思想通过安全的海上通道和5．1万英里长的道路在各个城市中心间快捷地流动。这些道路从耶路撒冷绵延至布洛涅，途中连接数十个城市。

　　罗马这一连串城市的衰落不是在一次沧桑巨变中发生的，而是几百年遭匪帮和游牧部落不断袭击的结果。这些袭击导致罗马人的领地逐步收缩，他们先是从罗马帝国的最远端撤出，然后从被围困的城市向偏远的内地逐渐迁移。到了7世纪，罗马帝国的大城市要么被遗弃，要么徒有虚表。在2世纪人口多达100万之众的庞大城市——罗马则沦为一片可怜的废墟，人口不到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罗马帝国灭亡后，直到19世纪之前，欧洲没有再出现过安全而人丁兴旺的城市群。

　　重建新秩序

　　安全对城市至关重要的重要意义在今天也是不言而喻的。

　　持续而急速走下坡路的美国城市都是那些犯罪率居全国最高的城市，如巴尔的摩和底特律。这些城市的市长想要表现时髦和酷的尝试并没有扭转城市的颓势，原因之一是这些城市仍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巴尔的摩市长马丁·奥马利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很酷的个人形象，并鼓励其他“酷”的人——包括单身和同性恋——加入这座城市“有创造力的阶层”。然而，正如最近一名巴尔的摩市民对我所说：“如果你人都死了，时髦和酷还有什么意义？”

　　可悲的是，许多城市领导人没有做好正面对付当今恐怖主义威胁的准备，部分原因就在于多元化趋势已成为众多西方城市的特点。

　　多元文化主义和过分宽容的移民政策也在北美酿就苦果。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在自己的领地无拘无束，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帮助组织了对世贸大楼的第一次袭击。加拿大宽松的避难政策使得激进分子在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等地找到了安身之处。有些人或许就在那里策划了针对加拿大的袭击。

　　在欧洲大陆，多元文化主义升级为某种社会信条，从而加剧了穆斯林移民与寄主社会的分离。几十年来，德国、荷兰或英国不鼓励或指望移民接受它们的行为准则，这些国家也没有作出努力接纳新到的移民。结果，圣战者的极端情绪在伦敦、汉堡、阿姆斯特丹、马德里、柏林和巴黎等地活跃起来。

　　如果欧洲或其他地方的城市要生存下去，它们需要以超越自由主义陈词滥调的表示、勇气及坚定的决心，来面对城市的最新威胁。它们有时将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来保护城市的未来，如加强移民法、对恐怖活动嫌疑犯实行预防性拘留和广泛监视。

　　它们还需要制定鼓励同化移民的措施，比如为新来的移民提供更多经济机会，要求移民融入国家语言及政治制度。

　　从在地铁通道设置摄像机到在通向主要城市的高速公路上安装辐射扫描装置，这些技术手段可以帮助改善安全状况。此外，在铁路、公交车和地铁部署更多警力和能嗅出炸弹的警犬也有作用，纽约最近就决定这么做。但是，推行我们在机场看到的那种控制措施，比如在各公共场所的入口出布置磁强计、扫描仪或搜身检查，则将使得城市生活远没有今天这样愉快。这被认为是迫不得已的最后一着。

　　对于那些建立在开放、行动自由、隐私、容忍和正当程序等价值观基础上的大城市，确保城市安全所需的那种政策可能使它们陷入严重的两难境地。然而，为了生存，这些城市或许需要将它们的首要职责转向保护城市居民、城市的商业及城市的未来不受那些企图破坏、甚至最终毁灭这一切的人的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