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武汉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

　　1938年1月18日，因日方突然增加苛刻的停战条件，国民政府发表态度强硬的声明，汪精卫对日媾和努力宣告失败，终于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

　　主张“不抵抗”险遭暗杀

　　1932年春，蒋汪再次合流。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真实的汪精卫》一书记载，面对全国讨汪的气氛，汪精卫的亲信陈公博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但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

　　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

　　此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是两人共同叛国投敌的开始。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一书记载，1935年11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开幕式后，除蒋介石外的全体中委合影。摄影刚结束，记者群里跳出一人，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他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刺客当场被枪击捕获，两天后死于医院。此人叫孙凤鸣，原系十九路军排长，因不满蒋汪政府对日妥协，本要刺杀蒋介石，因蒋没来，转刺汪精卫。

　　汪精卫随后辞去行政院长和外交部长职务，前往欧洲疗养。

　　成为“低调俱乐部”的灵魂

　　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主要行政机关迁至武汉。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回国，再次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前沿，继续坚持媚日“反共”的立场，重新开始他名为“和平救国”实为通敌卖国的努力，日后汉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时基本形成。

　　《汪精卫评传》记载，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空袭，包括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

　　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鼓吹“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人“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实现中日“和平”与“合作”。

　　胡适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里说，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的主张与汪精卫不谋而合。毛磊介绍，当时日本年钢产量近1000万吨，中国只不过十几万吨，汪精卫等人被敌人暂时强大的表面现象所吓倒，他们的“亡国论”实际上代表了一个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此时，汪精卫的“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武汉抗战史要》记载，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访汪精卫时，汪一再问李“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态度很是消极。

　　同时，汪精卫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给蒋写了十几封信，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和平”思路，妄图阻止抗战。

　　《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记》中说，周佛海与汪精卫不和已久，曾互相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卫的心腹。

　　“艺文研究会”的活动

　　1937年底，南京沦陷，国民政府主要机关迁到武汉。1938年初，在汪精卫、蒋介石授意下，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在汉组织了一个以反共媚日为宗旨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

　　陶希圣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艺研会”根据蒋介石“面命”成立，受汪精卫“指导”，宗旨是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还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

　　《武汉抗战史要》记载，“艺研会”曾指导过几十份报纸杂志，出版了几十种书籍，并在香港设立国际编译社，创办蔚兰书店。

　　“艺研会”“四大金刚”之一的朱朴在《忆蔚兰书店》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一时间，许多人聚集于两间小房之中，跻跻跄跄，极为热闹。”

　　“艺研会”成立后，“低调俱乐部”有了自己的话语平台，活动更加频繁，他们的“亡国论”在战时首都甚嚣尘上。在“艺研会”的舆论推动下，汪精卫从鼓吹“和平”转为明目张胆反对抗日。

　　对日媾和失败

　　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武汉抗战史要》记载，12月3日，汪精卫在汉口民众团体代表会议上演讲时，对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公开表示欢迎。他说：“如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

　　12月5日，汪精卫接受《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说：“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次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日方停战条件。会议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未因为汪精卫的“诚意求和”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军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方的条件，并发表了强硬态度的声明。1938年1月18日，中国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走上叛国投敌路

　　1938年初，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

　　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这样，蒋介石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意识到国民政府已没有对日媾和的可能，于是决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适当时机“接洽停战”。

　　《武汉抗战史》记载，1938年2月，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推动下，蒋介石派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由于此时日本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为汪精卫，高宗武此行，实际是为汪精卫日后的叛变开辟了道路。

　　广州沦陷后，武汉的汪精卫等人更放肆地公开讨论“和平”。《武汉抗战史要》中说，汪精卫鼓吹说，“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当时，汪精卫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议长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辞。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逃往昆明，经越南河内潜赴上海，走上叛国之路，拉开了汪伪国民政府丑剧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