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副市长，先收贿赂，然后又将其用做扶贫济困，如今虽被轻判，仍引发了一场有关是否“好官”的争论狂潮。——原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自2001年4月自2003年上半年，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临湘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但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

　　争论首先从法院的判决开始：判决是太轻还是太重？公诉方检察院认为“量刑过轻”，余斌则认为自己“不应领刑”。前者的理由是“法不容情”，而后者更有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所谓“高尚”借口。这两种声音都不乏支持者，但是绝大多数人却都是基于同一个前提认同：余斌是值得同情的。有一个典型的声音是：“他的另类受贿导致了他的另类悲情，尽管出发点是为民的。”甚至有人干脆将他的“领刑”归结于在任“铁碗纪委书记”时得罪了人。由此，一个新的话题引申出来了：余斌到底算不算一个好官？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好官的标准是什么。显然，在好官的众多评判标准中，“为民”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那么，余斌受贿的出发点到底是不是“为民”呢？如果说是，那么也就意味着，余斌在受贿之初便早有将受贿款扶贫济困的打算，已经花费的15万可以算是“明证”，而未能花费的7万元左右，也可以解释为“还没来得及支出”。事实真是这样吗？我对此表示高度的质疑。

　　简单的思维是，农民工跳楼讨薪过激维权时，包括官者在内的所谓智者，常常遗憾于他们未能采取法律的途径；同理，就算是“为民受贿”，用犯法的手段完成父母官的职责，难道就可取吗？余斌在纪委工作过，并且以“铁碗”留名，难道连受贿是犯法都不知道？这是为了民众利益赴汤蹈火牺牲个人利益呢，还是备下了“后路”所以良心康安有恃无恐？“为民”的方式太多，克尽职守廉洁奉公便是一种，老百姓不需要官员通过受贿的方式来为自己“服务”。

　　与受贿相对的是行贿，行贿者不是慈善投资者——以行贿的方式投资给慈善家来行善，他之所以行贿，显然是要从官者这里获取利益。余斌受贿的款项也许可以说“不要白不要”，但是能确保“要了也白要”吗？这难道也是“为民”？

　　我不愿意将余斌想象成一个善于表演的骗子，但是余斌之所以能博取公众广泛的同情甚至好感，却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公众对受贿者表示了极大的宽容，甚至不惜奉上“好官”的花翎，法律的至高地位让位于济困的事实情感，这说明什么？一方面说明好官太少，以至于有违法瑕疵也不被反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公众对法律公正的不信任——太多的贪官没被惩罚或仅被轻罚，一个不算太坏的官员却被处罚了。

　　虽然余斌被处的缘起可能不是公众想象的那样：得罪了人，但是“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在现实官场上却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这一点，也让公众对余斌产生了很大的同情。只是希望，不要有哪个长袖善舞于“官系学”的大贪官，利用这一点公众的同情心理，打着扶贫济困的幌子大肆贪污受贿，欺骗了公众坑害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