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教导队进行利用地形地物、发扬火力的训练

　　张兆禹

　　1923年9月出生于浙江诸暨一农民家庭；1944年3月入党参加革命工作，7月调诸北办事处民运队工作；1945年8月调入新四军浙东抗日游击纵队金肖线人民抗日自卫支队参谋处任书记，年底北撤山东。1946年调到山东曲阜、费县县委任文书干事。1948年12月，调华东支前司令部第二前线办事处等搞支前工作。

　　解放后进军西南，后在四川省委组织部、西南局组织部等单位工作；1988年12月离休前在重庆市级机关任职。

　　82岁的张兆禹曾在日伪军驻扎地开面摊收集情报，把纸条藏在帽子里偷送出去，最惊险的是———

　　“如果新四军不打鬼子，我就不会敬佩这支队伍；如果不敬佩这支队伍，我也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给咱们的队伍送情报。”张兆禹的革命生涯便是由送情报———这项看似简单，却又危险异常的工作开始的。

　　“我被新四军所吸引”

　　“别的部队看到日本军队都溜之大吉，只有身着灰军装的新四军扛枪打鬼子。我就是被这样的军队所吸引。”现年82岁的张兆禹微笑着，干净利落地开始了谈话。

　　张兆禹所在的村子离县城有30华里远，四面环山，如果没有战争，这里应该是一个世外桃源。1942年5月，诸暨全县沦落。“溃散的国民党部队、入侵的日伪军、本地的地痞流氓轮番作恶，村民们一日数惊。这样的日子，没有经历过的人真是无法想象。”张兆禹摆摆手，低头叹息了一声。

　　让张兆禹感到愤怒又无奈的是，日伪军在家乡烧杀抢掠，平时称霸一方的土匪和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没有一个敢和侵略者打，都溜之大吉，村民们只得忍气吞声。

　　1942年8月20日，19岁的张兆禹听闻一支由52名日军、29名伪军组成的日伪军水陆并进，侵犯诸暨北部的下四乡。但日伪军只行进到龙山、凤山地带，就被一支穿着灰色军装的队伍给打跑了，日伪军被打死了20多人。这个消息让附近的村民无不为之拍手称快，“灰军装”打鬼子了！

　　不久，这支“灰军装”来到张兆禹的村子里，虽然也住在老乡家里，却客客气气，有个战士打烂了农户家中的碗，硬是拿钱赔偿。“这支队伍和以前别的队伍都不一样，打鬼子狠、和农民亲如一家……但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就是新四军，只记得他们身上穿的灰军装。”

　　二舅父在店口镇开的隆泰酱园，张兆禹时常去串门。1942年9月，舅父家来了位账房先生叫周孟夫，20多岁，文质彬彬。前去串门的张兆禹和周孟夫一见如故，两个年轻人时常在一起，聊得很投机。周孟夫经常向张兆禹讲一些抗战形势、革命道理，让没读过多少书的张兆禹很是钦佩。

　　“有一次周孟夫给我讲他们的部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打了日本鬼子，我一听，这不就是我们的‘灰军装’吗。”张兆禹对周孟夫的感觉一下由钦佩转而亲近，“这不正是我要找的队伍吗。”由此，周孟夫才向张兆禹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中共诸暨县委委员兼小西区委书记，因患病在酱园养病，以“账房先生”为掩护，进行地下工作。凉帽里藏纸条送情报1943年7月7日，驻在店口镇的两股汉奸部队发生内讧。械斗中，张兆禹二舅父家的酱园遭了殃，被烧得一干二净，周孟夫带着账本和现金破墙而出。酱园被烧，周孟夫于是离开店口，去另一个村子当小学教员。周孟夫临走时给张兆禹下达了一个任务：在店口摆面摊！

　　张兆禹找了个人搭伙，一人出资30元，在被烧酱园的门前摆起了面摊。因为店口是诸暨和绍兴交界处的小镇，路人很多，镇上很是热闹。张兆禹的面摊虽小，生意却也不错。汉奸、日伪军来光顾时，有的店家会关掉门，张兆禹的摊子却仍旧开得红火。

　　张兆禹除了卖面、卖酒，还卖点香烟。香烟盒锡箔纸里层贴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白纸，张兆禹总把这层纸裁成银行卡般大小，仔细收藏着。“看到日伪军多少人来到店口，带了多少支枪，我都悄悄地记在这张白纸上。铅笔是削得尖尖的那种，轻轻写了以后，就把纸卷成卷，塞到小凉帽里，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通过敌人的检查，安全地把它送到离店口10多华里的姚公埠联络站的同志手中。”张兆禹比划着“情报”的制作过程，眼中闪动着兴奋。

　　“小凉帽是当地老百姓常戴的，晴时遮阳雨时挡雨。但不晴不雨时，再戴个凉帽就很容易引起怀疑，可我们也有办法。”张兆禹介绍说，由于白纸非常柔软且体积小，即使不把它藏在草帽里，只要随便往裤腿卷边处或衣袖缝中一塞，敌人看不到，摸不着，是不容易检查出来的。

　　张兆禹记不清自己送了多少趟情报，没有人们想象当中那样惊险。但危险却是时刻存在着的，一不注意泄露了行踪，或是有叛徒告密，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一次，张兆禹回家看望父母，一路上用扁担挑着一个装有两个空酒瓶的袋子。走了一段路后，他发觉有两个人影一直跟在自己后面。

　　“我身上那次没带情报，所以也没有在意，放心大胆地往前走着。走到村外一凉亭处，跟在身后的两个人终于跳了出来，举着枪叫我接受检查。等他们打开袋子一看，原来就两个空酒瓶，气得两人拿起酒瓶就砸在地上。哈哈，我们的斗争方式哪有那么容易露出破绽的，敌人也太小看我们了。”张兆禹说起当年的那一幕虚惊，开心地笑了。

　　瞒过日本兵救出新娘

　　二舅父的酱园经过重新修整又开张了，张兆禹把自己的面摊关了，和一个姓陈的伙计一起留在了舅父的酱园里工作。张兆禹继续送着情报，有时也有同志把情报送到酱园。

　　一天，酱园里来了10多个日本兵，都带着枪，看到酱园开着门就闯了进来，嘴里“哇哇”地大叫着，让张兆禹拿出酒菜来招待。酱园对面一家杂货店铺的年轻老板刚成亲，楼上的新娘子听到响动后好奇地从窗户探出头来，看着这群日本兵。“花姑娘———”一个日本兵兴奋地大叫，一群人随后便冲出酱园，跑到对面店铺的楼上。

　　楼上一阵骚动，穿着新衣的新娘子慌慌张张地跑下楼，满面通红，跑到酱园里失色地叫道：“快救我！”张兆禹立即迎上前去，朝另外一个伙计使了个眼色，两人忙把新娘子带进里屋，拿掉挂在墙上的一个簸箕，露出一扇窗户，俩人打开窗户后，再合力将新娘子抬上窗台，让她赶快逃走。

　　新娘子的身影刚从窗户消失，日本兵已经冲到了酱园门口，大叫着“花姑娘”。张兆禹挂好簸箕，迎出了门，说没看到什么花姑娘。日本兵不相信，一把推开张兆禹，10多人端着刺刀，在酱园里到处搜查，看到软东西就朝里刺，闹腾了一阵后，始终没有搜到新媳妇。

　　“隔了几天新娘子才跑回来，她说那天日本兵上楼先警惕地对房间进行搜查，她就趁这会工夫跑下了楼，要是她投奔到别处，可能没人敢收留她，因为这是要掉脑袋的事，只有我们，让她脱离了险境。”60多年过去，张兆禹已经记不清这个幸运的新娘叫什么名字了。

　　偷上火线挨队长批评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上过火线。”在采访中，张兆禹一再重复着这句话。当年，身为金肖抗日游击支队参谋处书记官的张兆禹偷偷上了回火线，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看到，不但如此，还被支队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可驻扎在诸暨江藻龙山上的一小队日本鬼子既不投降，也不缴枪，于是支队经过研究，决定拔掉据点。

　　一天晚上，部队在入夜后悄悄地朝着龙山进发。张兆禹看着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在自己眼皮下走过，心中一阵热血澎湃：“这么久了，还没真刀真枪地和鬼子打过呢。”张兆禹拉住了支队长的警卫员，说“我也去！”警卫员有些犹豫，张兆禹见状后连说：“没关系，天这么黑，支队长不会发现我的。”警卫员看着眼巴巴盼望上前线的张兆禹，点了点头。

　　“那天夜晚黑黢黢的，部队在半人高的茅草丛里隐蔽起来，我朝着山上敌人的据点看了看，没有发现有灯光。”这时张兆禹发觉有人在盯着自己看，一转身，原来是彭林支队长。“谁叫你来的？”支队长一声低喝，让张兆禹一阵紧张，临战前的兴奋被一扫而光。“警卫员，看好他，不准动！”支队长紧接着又下达了命令。

　　张兆禹和警卫员在黑夜里站着不动，张兆禹心里一阵阵委屈，“凭什么不让我上火线，别人都可以，为什么就我不行？”直到部队撤下来，张兆禹也一直没有想通这个问题。

　　“我当时负责支队里的文书工作，部队中战士和枪支的数量每月都要统计一次，然后上报，行军途中要更换联络方式，也就是每天的口令，也是我在负责传达，部队里的军用地图，也由我保管。而这些，随便哪一样都能算得上绝密军情。如果我受伤或者牺牲了，会给部队带来很大的麻烦呀。”60年后的今天，张兆禹开怀地对记者解释道，他其实早就理解了支队长的一片苦心。本报记者　唐国利/文实习记者　王远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