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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柯棣华（左二）在根据地与战友合影。（闫玉凯提供）
人物小传：刘庚万，1921年6月出生，1937年10月入伍，1939年6月入党。1939年1月进入延安卫生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历任卫生员、医生、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曾被晋察冀军区授予抗战英模称号。1985年3月离休。
“八一”建军节前夕，笔者慕名来到老八路刘庚万家探望。谈起抗日战争期间的经历，刘庚万老人深情地说，让他最难忘的是，与柯棣华大夫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
受欢迎的“黑大夫”
1939年3月的延安春寒料峭。一天早晨，上级通知我们延安卫生学校的师生，印度援华医疗队下午将抵达延安。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异常兴奋。大家把学校打扫得一尘不染，还在大门口和墙上写上欢迎的标语。
下午两点多钟，全校几百名师生穿戴整齐，敲锣打鼓，在校长王斌、政治处主任喻忠良的带领下，来到张村东门外大道上列队欢迎。虽然天气寒冷，但我们丝毫也不觉得。
3点钟，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我们迎来了5位中等身材长得黑黑的客人。首长介绍说，他们的名字分别叫爱德华、卓克华、木克华、巴苏华和柯棣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柯棣华。他看起来只有20多岁，十分热情、开朗，一见人就笑。
吃过晚饭，我们在大操场露天舞台为印度大夫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晚会。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和我们一起坐在台下，观看延安烽火剧团演出的精彩节目。演出最后，柯棣华带头走上舞台，用中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还跳起了印度舞蹈。我们用手打着节拍，合唱起来，台上台下歌声一片。唱完歌，柯棣华又带头用中国话高呼：“印中两大民族团结起来，打倒法西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场喊声雷动。
随后，柯棣华被组织上安排在卫生学校担任教员。柯棣华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业余时间，他经常和我们一起打篮球，做游戏，有时还向我们学唱中文歌曲，操场上充满了欢声笑语。相处时间久了，我们知道他姓柯棣，援华医疗队的队员们为了表示援华的决心，每个人在自己的姓氏后边都加上个“华”字，于是他就成了柯棣华。
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军民们面对困难的乐观态度，使柯棣华深受感动。后来，我得知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在这里生活得十分快乐充实……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才有这样的气魄。”
争当第二个白求恩
为了能更好地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柯棣华积极要求到抗日前线去。他的要求得到组织的批准，不久来到晋东南根据地。一次，战斗十分激烈，我军有很多官兵负伤。为了抢救伤员，柯棣华不分昼夜地工作，在40多个小时里，成功救治80多名伤员，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扬。
1940年，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的两个卫生所扩建为医院，为纪念白求恩，医院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柯棣华被任命为医院首任院长。此时，我已从卫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该医院工作。记得在医院命名大会上，柯棣华用中文发表了讲话，他说：“我要向白求恩同志学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牺牲自己的一切！”在热烈的掌声中，他又带头唱起了《国际歌》。
为建设好医院，柯棣华日以继夜地工作。那段时间，我经常看到他办公室的灯光亮到深夜。他还常常虚心向普通医务人员请教。一次，他找到我，就如何更好更快救治伤
员等问题，征求我的意见。他诚恳的态度，民主的作风，令我终生难忘。经过深入调查，他制定了一套适合战争环境、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
柯棣华像白求恩一样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待战友非常关心。1941年春天的一天上午，我正在检验室用铅笔写化验报告，柯棣华院长面带微笑走了进来。他问我为什么不用钢笔？我说我的钢笔笔尖磨坏了。他立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好看的钢笔递给了我：“你先用这支钢笔。”我推辞不要。他急了：“咱们是战友，这支笔就算是我送你的礼物。”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收下了这支笔。可惜的是，后来在一次反“扫荡”中，这支笔被我丢失了。
一天夜里，我正在值班。柯棣华院长突然找到我说：“帮我一个忙，咱们一起缝个棉褥子吧。”他设计的褥子很特别，褥子的上半部分带着一个窟窿。看我不解的样子，他解释道，一名营长在战斗中胸部中弹负伤，流出的脓血污染床单，很容易使伤口感染。他一边缝一边说：“那位同志是多么勇敢，决不能让他的伤口感染了！”看着他认真的样子，我的脸红了，心想自己咋就没想出这个办法呢。夜深了，我们拿着缝好的褥子来到那位伤员的床前。我看到那位伤员眼里含着泪花。
柯棣华医术高明，工作认真，根据地军民都把他当作第二个白求恩。由于我们医院驻地叫葛公村，所以当时晋察冀根据地流传着这样两句歌谣：“华陀转世白医生，葛公重现‘黑大夫’”。
我永远的伤憾
1941年11月，柯棣华同医院护士郭庆兰结为夫妻。第二年，郭庆兰生下一个男孩。当时，我们大家都去祝贺，聂荣臻司令员也来了，他还给孩子取名“印华”。柯棣华听后高兴地说，这是中印友谊的结合。
在根据地的耳闻目睹，使柯棣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几次提出加入党组织的要求。1942年7月7日，他终于实现了这一愿望，从此他工作更加拼命。
由于过度劳累，柯棣华的癫痫病经常发作。就在他准备为抗战胜利做出更多贡献时，病魔再次向他袭来。1942年12月8日下午，冀中送来几个重伤员，柯棣华立即放下正在撰写的《外科总论》教材，亲自参加抢救，使伤员转危为安。之后，我陪着他对外科50多个伤病员逐一检查。查完房，天已经黑了，他向我和值班护士交待一番，又去了办公室。当时，他脸庞黑瘦，看上去十分疲惫。
夜里11点，突然有护士向我报告：“院长病重了！”我赶到柯棣华家中，看到医院领导和医务人员正在抢救他。院子里站满了神色焦虑的人们。柯棣华微微睁开眼睛，郭庆兰搂着他，含泪轻轻呼唤。柯棣华要来教案，紧紧握在手中。他的身子抽搐着，呼吸也越来越弱。1942年12月9日凌晨6时，柯院长永远闭上了眼睛，时年32岁。
噩耗传出，许多人失声痛哭。延安还专门举行了追悼会，毛主席亲笔题写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5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80年代中期，郭庆兰应邀参加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建院50周年院庆，碰巧遇到了我。我们在叙旧时，她说：“我和柯棣华结婚前，我送给他一支钢笔，后来听他说送给一个护士了。”我心里一惊，回答说：“柯院长把钢笔送给我了。”
“这么珍贵的礼物，我却没有保管好，这是我永远的伤憾。”讲到此，老人哽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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