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1957年是中苏关系转变时期。表面上双方的友谊热得发烫，骨子里分歧日益积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受领了一个从来没有想到的任务。

　　11月上旬的一天，总编辑邓拓对我说：“苏联要办一个中文杂志——《苏中友好》，要求我们党派一个顾问，带一个专家组去帮助工作。我们同意了。此事由中央联络部经办，中苏友好协会出面。专家组组织好了，少个‘头’，组织决定由你担任。”朝鲜战争爆发，党决定我赴战地采访，也是这样突然。那是去战地，同美国打仗按照通常的看法，总有一点危险，我没有提任何意见。这次不同，和平时期任务，当时妻子进修学习，两个孩子上小学，一个小的还在幼儿园，不能说没有一点困难，我只好说；“我不懂俄文，也缺少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如果是征求意见，我建议另选适宜的同志去。”邓说：“几经考虑，中央已经定了，不要再提意见。好在两年轮换，你还是报社的人，‘户口’、职务一概保留。”我这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苏方催得很急，因为杂志要在1958年元旦创刊。经过不长时间的准备，我们这个小分队——一个顾问兼专家组长、三个编辑、七个翻译、三个打字员，12月上旬到了莫斯科。

　　我深知这个担子不轻。其余十三个人，除了原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一位编辑外，都是初识；十四个人，除我以外，都没有出过国门。大家年纪都很轻，现在到“老大哥”家里，到一直被目为社会主义“天堂”的莫斯科工作，又高兴，又怵头。这也难怪。几位翻译人员都曾帮助来我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工作。有些专家水平确实很高，作风很好；但有的人本事不大，却盛气凌人，硬是把我们看成什么都不懂的“小弟弟”，现在到他们那里当专家，难免有些怯阵。我劝大家打消这种心理，说：同朋友相处，要相见以诚。首先诚心诚意学习朋友的长处，但也不要自卑。我们总有一点优势，懂些中文，否则为什么请我们去？当然，首要的还是团结友好，谨慎谦虚，把我们的本职工作搞好。苏联急于办这个杂志，我看有大小两个原因。大原因是中苏关系还在“棱线”上。过去在山地打仗，常用“棱线”一词，指山脊顶巅。“抢棱线”是上山，到了棱线再往前，就下山了。1957年11月，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云集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同时举行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个是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表了求同存异、大家都能接受的《莫斯科宣言》和《和平宣言》。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的是社会主义阵营12国。有阵营就得有个“头”，有的国家反对有“头”，特别是反对许多人认为一贯盛气凌人的苏联当“头”。毛泽东主席从全世界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一再向持反对态度的代表团说明社会主义阵营应该有个头，这个头当然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应该有个头，这个头也是苏联共产党。由于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威望，由于他是代表六亿中国人和近二千万中国共产党党员说话，对苏联和苏共当然是有力的支持。在我们国内，这时也掀起一个支持苏联、中苏友好的热潮。从11月1日到7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庆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等专版，6日发表社论《十月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其他各报的宣传同样热烈、集中。首都各界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有一万八千人参加，除毛泽东在莫斯科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领导人全体出席，隆重热烈达到高潮。

　　礼尚往来。当时莫斯科冠盖云集，主人对中国代表团也破格接待。各项重要活动，客人次序都按照国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排列，阿尔巴尼亚为“Ａ”，霍查一般居首。但中国例外，国名第一个字母虽为“Ｃ”，毛泽东在任何活动中总在最前边。莫斯科的庆祝活动高潮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大会，各国代表团都是团长一人上主席台，中国代表团除团长毛泽东外，又增加宋庆龄、邓小平两名团员。其他代表团外出活动，多由苏联部长一级官员陪同，毛泽东的重要活动经常由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陪同。我们国家、我们党在世界上的分量，不仅跟旧中国有天渊之别，跟抗美援朝战争之前也大不相同。“苏中友好”是两个国家八亿多人的人心所向，所以苏联要办《苏中友好》杂志，显示“苏中牢不可破的友谊”。毛泽东应赫鲁晓夫之请，欣然为这个杂志题写了刊名。

　　另有一个小原因：我国中苏友好协会办了一个《友好报》，周刊，俄文，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情况，兼及名胜文物、风土民情，主要向苏联发行，也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阅读，据说很有影响。我国在解放后培养了不少俄文人才，俄文译中文较为熟练，中文译俄文比较困难，请了一位苏联顾问带领一个专家组帮助工作。苏联要扩大影响，而且强调“对等”，也要办个中文刊物，向中国发行。他们俄文译中文人才更缺，于是请了我们这个小分队。

　　我们十四个人在友好、热烈气氛中到达莫斯科。据《人民日报》驻莫斯科记者站首席记者李何说，对我们这十几个工作人员的接待、安排，按照“老大哥”的习惯，可以说是破格的。我当然知道这是由于中国代表团的“余荫”、中国的巨大影响，丝毫不能改变我们说得相当好听的雇员身份。据李何介绍：苏联出版许多外文杂志，一般要请外国人帮助，主人跟外国人员完全是雇佣关系，付了工薪，一切归你自理。相形之下，我们享受不少优待。《苏中友好》杂志总编辑罗果夫长期在中国担任塔斯社中国总分社社长，对中国革命人士有很多帮助，中文水平可达日常应用程度。他在苏联新闻界有相当影响，在我担任顾问的两年多时间内，他对中国非常友好，对我积极配合。

　　从李何同志的介绍中，我更加感到我的“定位”比较恰当。当时中苏关系正在“棱线”上，一致之处不少，分歧正在加速积累。我们是《苏中友好》的工作人员，一切为了这个大目标，方法是求同存异。对杂志的编辑方针、稿件内容等，我一般不提意见；罗果夫本人对“友好”掌握得紧，我很放心。杂志的前一半工作，组稿写稿，苏方完全负责。后一半工作，翻译、编辑，我们保证做好。苏方设立两个核对人员，都是苏籍华人，一人原籍山东，一人原籍辽宁，都是五十多岁，在苏联居住几十年，中俄文都过得去，只是对中国当前一些术语和表达不够熟悉。他们两人的任务是对照俄文原稿核对中文定稿。我们的关系不错，从未发生争论，遇有不同看法都是商量解决。

　　每月两次编辑会议，由杂志的部主任以上人员组成，罗果夫必请我参加。我牢牢守着自定的界线，对杂志内容一般不提意见，对文字表达方式、中国读者关心的问题定期（一般一个月）提出综合建议，罗果夫一般都会采纳。《苏中友好》不是专业刊物，但编辑部各部的负责人总想介绍一些专门技术，以为这会受到中国读者欢迎，结果常常适得其反。苏联的科学院院士身份很高，工作很忙，一般不轻易给杂志写文章。罗果夫向这些学者组稿，总是拉了我去。一句“中国顾问同志敦请”，对方往往不再拒绝。这种文章组稿很难，其实并不大受读者欢迎，因为看不懂。以后我提个建议：约稿时带上一位能写的记者，当场说好，由他访问院士，自己先弄懂某个问题的基本道理，再用一般读者能懂得而不是科学家之间交谈的专用语写出来，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类似建议我提了不少。

　　《苏中友好》于1958年1月1日创刊后，一直按照赫鲁晓夫在创刊号上定的基调办事。赫在《致〈苏中友好〉杂志读者》一文中，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国的兄弟友谊长青”，“祝1958年两国伟大人民更坚强地团结，这将使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和平拥护者高兴，使我们的敌人恐惧”。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也加花边转载了这篇文章。为体现和平、友好、建设这个主题，罗果夫真是费尽心机。上面提到的他邀请苏联一些院士为杂志写文章，并不是没有困难。每拿到一篇这样的文章，他总要向我表示：“又为中苏友谊作了一点贡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赫鲁晓夫不计后果，在哈萨克大规模开荒，初时确实颇有收获。我在莫斯科两年多，据说是食品供应最好的时期。他同时大造居民住宅，也很得人心。苏联城市住房之缺，不亲眼看见难以想象。当时我非常惊异，也许是因为从书上看到的介绍相距过大。《苏中友好》杂志翻译部主任科兹洛夫，曾在俄国著名的夏伯阳部队当过连长，以后长期在我国哈尔滨工作，华语说得跟中国人没有区别，只是文字书写水平甚差。这个职位不高的“老革命”当时已六十一岁，同一个工程师合住一套两居室公寓房。他住的一大间不到二十平方米，他、老伴、已经退役的儿子、上大学的女儿四人合住。房里没有一张床，夜间把家具移到墙根，用幕布隔成三部分，四人都睡地铺。相形之下，我们十四个青年在列宁山有八套公寓房，实在是优待加优待了。

　　苏联五十年代经济力量毕竟不小，真要盖房，速度很快。我们住的公寓房原在城市最边沿，一年多之后，外边竟“长”出一片楼房、两条马路，难怪赫鲁晓夫的声誉这个时期在莫斯科市民中相当高。我写了一篇通讯介绍莫斯科大规模建房的情况，登在《苏中友好》杂志上。除此之外，我还写过介绍集体农庄的文章。当时承《真理报》总编辑萨丘科夫的好意，委派该报编委、农业部主任波利亚科夫陪我到库尔斯科州的卡利诺夫卡集体农庄作客。这个农庄是赫鲁晓夫的“点”，号称集体农庄的标兵，在1953年苏共号召发展农业后发生了大变化：1958年收入五百三十九万卢布，为1953年的十四倍。这个比例当然令人怀疑，但主人就是如此介绍的。生产迅速发展，庄员收入增加，集体福利直线上升。问“这么大的变化是怎么取得的？”答复很有说服力：“在1953年以前，种什么，种多少，甚至何时播种，何时收割，上级都定得死死的。”而苏联幅员广大，气候、土质等条件十分复杂。农庄主席说：“仅仅这一条就要命了。”以后下放自主权，农庄得以因地因时自主经营，农业、畜牧业因而每年递增一倍多。我作文介绍，题为《苦战四五年，生产大跃进》，登在《苏中友好》上。写这种文章，当时都认为是好事。友好，友好，增进友谊。当然也想对我们起点“示范作用”。我是顾问，并无写作任务，自己认为加加班，练练笔，才像个新闻工作者。谁知“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一个罪状：“美化苏联修正主义”，“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大字报一夜间贴了半楼。当时我虽已被批，还不很臭，对一造反派头头说，“我有错误，愿意接受批判。外交事务是此一时彼一时。中央派我去当顾问，你们看看杂志封面的刊名是谁写的？千万不要超越射击。”这些话的确有作用，大字报一夜之间撤光了。

　　怎样把这个小分队带好？我在北京——莫斯科的长途火车上就反复考虑。这个小分队成员，出国前多数人工资很低，在新岗位上相应提高，生活没有问题。多数人尚未结婚，二人虽有子女，也不在身边，因此都无家室子女之劳。带好这个队伍，看来一是工作：圆满完成任务；二是学习：让大家都能感到有进步。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工作、学习上，就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想邪门歪道的事情了。到了莫斯科，一些情况加重了我的想法。可能由于气候关系，莫斯科机关、团体一年四季都是上午九时上班，中间休息、午餐一小时，下午六时下班，晚间自由活动时间很长，周六提前两小时下班，自由活动时间更长。七个翻译工作比较紧张，也有时间读书，编辑、打字员读书时间更多。我们的公寓位于列宁山，离市区较远，从安全考虑夜间不宜外出。这更是提倡学习的有利条件。我们随身带了几箱工具书、参考书，大家可以随时取阅。莫斯科高尔基大街有中文书店，北京出版的新书很快就能运到。用卢布买比在北京用人民币买便宜许多。买书成为我在莫斯科的一大业余乐事，两年多下来，竟积累两大木箱、近400公斤。其他同志也买了不少。有个小小的插曲：如何把这些书运回北京成为我头痛的事。当地规定“把外文书运往外国，要逐册检查”，中国出口这些书时经过严格检查，苏联进口这些书时又经过严格检查，我托运当然不怕检查，但是托运人必须在场，如果逐册检查时间会很长。《苏中友好》编辑部负责核对稿件的苏籍华人老张出主意：拿两瓶“二锅头”送给检查员，保险能省些事。我照样办了，果然有效，检查员客客气气看了两眼，立即钉箱放行。我愿意把这看成一种友好的表示。当时中苏友好气氛确实极浓，在红场瞻仰列宁遗体，总要排很长队伍，“中国同志”一般可以优先。当时我国外交局面尚未充分打开，我国一些代表团到欧美国家公干，经常在莫斯科换机、转车。由于人数不多，苏联人民便于照顾，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确实友好。

　　专家组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原在《友好报》工作的纪兆璞任支部书记。党支部由我驻苏使馆党委领导。按照苏联习惯，杂志各部门从不在上班时间开会。专家组半月一次生活会，都在夜间开，话多即长，话少即短。我精确计算，除了走路（有汽车代步）、做饭（因有煤气、电炉、冰箱等设备，半成品又多，个人做饭不用多少时间）、吃饭、睡眠以外，每天学习三至四小时不成问题。由于学习空气相当浓厚，说我们自办了一个不成型的业余学校，此言不虚。

　　新闻记者脑子闲不住，生活在莫斯科普通公寓中，我很快动了利用这个机会研究苏联普通市民生活的念头。可惜不懂俄文，受到很大限制。

　　生活在苏联本是学俄文的好机会。同俄国人来往，小分队一半人是俄文翻译，多好的条件！到莫斯科不久，几个不会俄文的编辑、打字员就组织了业余学习班，不断将我的军：“你是领导，得带个头。”我十分赞成他们学俄文，自己却铁了心不学。说得出的理由是年纪大了学不好，其实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读些别的书。两年下来，几个同志都说我有远见。他们下了极大工夫学俄文，远未达到可以应用的程度。我则理论、文史以至文艺，每天读三四小时。没有“运动”的心理压力，也可以说没有能否完成任务的思想负担，静下心来，闭门苦读。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观察、了解莫斯科普通市民生活这个题目，我是经常想着，习惯同北京做比较。莫斯科人平均教育程度比较高，文化生活相当丰富，行动守纪律，讲礼貌，在北京之上。衣着比北京一般人好，物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比北京高，但远不如过去在书上、报上看到的那么高。抗日战争期间，《人民日报》登过一家通讯社播发的新闻，报道苏联工人的生活状况：“普通工人的伙食，早饭是一方牛油（约七十五克至一百克重）、两个鸡蛋和炸香肠、两杯牛乳（或咖啡）……到中午，先是一大盆菜汤，……然后一大盆炒肉丝或干炸子鸡……到了晚饭，一盆炒肉丝外加炸洋山芋……苏联水果很多，工人天天能吃到苹果和梨子……”这条消息在当时很起了鼓舞士气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奋斗的远景。到莫斯科一看，那介绍太离谱了；过了一段时间看，简直感到滑稽了。星期天，我在公寓里读书，经常被敲门声打断。开门一看，一个工人问地板要不要打蜡，玻璃要不要擦？这种事每星期天都能遇到。当时莫斯科工人最低工资每月三百二十卢布，综合购买力约合人民币八九十元。如果是双职工，生活过得去，但不能常买“俄德克”，白酒在许多苏联人看来仅次于面包。面包确很便宜，肉类却相当贵，白酒更贵，但供应不缺。蔬菜、水果因气候关系少而且贵。日用品可说应有尽有，有不少质量不如中国产品。

　　李何在苏联生活多年，他在谈到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说，苏联长期受帝国主义包围，政治警惕性极高，节衣缩食，以超过国力的努力发展国防力量，以免被资本主义吃掉，这是主要原因。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又加重了在许多领域落后的程度。

　　新中国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苏联专家作出巨大贡献。当时著名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从设备制造到工厂施工，中苏两国人民的汗流在一起，我国报刊对此作了大量介绍。但是，直到在莫斯科参加《苏中友好》杂志的工作，我才知道苏维埃共和国创立时期，中苏两国人民的血曾经流在一个战壕里。《苏中友好》杂志，特别是总编辑罗果夫，为发掘这些鲜为人知的资料作了艰苦的工作。说句冒昧的话，当时不少苏联人喜欢夸耀自己的“天下第一”，对于这种资料往往是不大重视的。据《苏中友好》杂志所载《俄国革命时期的中国志愿兵》一文介绍，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在反对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将军的战斗中，红军的队伍里有成千上万中国人同俄国人并肩作战。中国人同俄国工人、农民一起攻下冬宫，参加伏尔加河要塞——察里津保卫战。此文插有三幅珍贵照片，有一幅是一队中国志愿军手持一面军旗，军旗上绣着“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万岁”十二个汉字。1917年入党的苏共党员楚品科写的《鲜血凝成的友谊》一文，回顾他指挥的“9月18日”装甲车配合红军第三国际团作战的情况。该团全由外国革命者组成，其中的中国连由连长王福（译音）指挥，作战极为英勇。这类文章使中国读者感到亲切、自豪，提高了国际主义觉悟，也增加不少历史知识，很受欢迎。

　　《苏中友好》杂志很重视群众工作，部分原因可能是接受了我的建议。我认为多进行杂志——读者的双向交流，不断了解读者对杂志的意见和建议，对这种“跨国杂志”更加重要。1958年5月第三十六期登载罗果夫写的《致朋友——读者》一文，谈到1958年前7个月编辑部收到一千零七十七封读者来信，其中七十九封是住在中国境外的华侨、华人写的。编辑部直接给七百一十一名来信人写了回信，通过杂志登载的文章回答了一百一十四名读者提出的问题。在杂志编辑部各部负责人联席会议上，我高度评价他的这种负责细致的群众工作，“是对读者有益的服务，也是对杂志有力的宣传”。同时开玩笑说，“这是一件大好事，当心也可能引来‘麻烦’。中国人多，政治热情又高，都写信来，你吃不消，《人民日报》就有点招架不住了。”罗果夫哈哈大笑，说：“我不怕，正好向他们要编制。只要提中国同志来信多，什么都好办。”

　　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说给我听，还是确实作如是想。其实1958年中苏关系已经过了政治“棱线”，开始大步下山了。这一年的7月底，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同毛泽东等领导人讨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提出苏中两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苏联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等要求。这种损害我国主权的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毛泽东等同志的严正拒绝和批评，赫鲁晓夫愤愤而去。两国在其他问题上的一些分歧也日渐明显，但分歧仅有少数人有所察觉，争论更是在中苏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之间进行，公开的宣传还是人们熟知的“牢不可破的友谊”。1959年十月革命四十二周年，我国领导人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致电苏联相应领导人，向他们和苏联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赫鲁晓夫等领导人也表示衷心感谢。前面谈到“文革”中批判我在苏联的“投降主义”的大字报在一夜之间迅速消失，很可能与此有关，因为我写的那些文章都在这个贺电之前，我对造反派头头说“不要超越射击”，就是指不要打到领导人的这种外交动作，他们的调子比我高得多。

　　当时我国驻苏大使刘晓（兼使馆党委书记）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职业革命家，解放前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艰苦的秘密工作。他是我尊敬的领导，又是能够交心的朋友。他对我经常进行重要的指导，我对他的工作也间或有些帮助。从1959年开始，他过一段时间就同我谈一次中苏分歧的情况，一再叮嘱“到你一人为止”，指示我“工作一概如常，心里有数就是了”，嘱我“多观察，不提任何要求和建议”。

　　我估计《苏中友好》编辑部个别领导人也知道中苏分歧的某些情况。在此之前，我们相处可以说相当融洽，只谈友好，不谈分歧。在此之后，友好谈得比过去还多。友好的争论也逐渐出现了，有一次我记得十分清楚。我在苏联经常听到一种奇谈怪论，至少是曲解我国外交政策的，说中国人“把战争看作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的领导人说过什么都怕，就是不怕打仗。再打一仗，即使死3亿人，中国剩下一半人还能在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实作出巨大牺牲，于是一种“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仗”的情绪相当流行，传播上述所谓我国领导人的讲话，不管有意或无意，都会对我国的形象造成损害。

　　1959年我国国庆后不几天，我同专家组一位翻译从罗果夫办公室出来，遇到《苏中友好》杂志摄影部主任。此人水平不高，妄自尊大，我对他全无好感。本来点点头就过去了，他忽然说：“你对六十四个共产党发表的《和平宣言》有何看法？”我意识到他可能有意问难，就说：“这是一个好文件，表达了千千万万人的心意。”

　　他说：“确实是个好文件，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和平。可惜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看。”

　　这当然是话中有话，我蕴蓄已久的意见终于找到一个表达的机会，于是非正式的但确有准备地谈论起来，走廊里慢慢聚集了几个人，真正说话的还是我们两个。

　　“《和平宣言》确实是个好文件，中国共产党是签了字的。在此以前，中国发起和平签名运动，一亿多成年人签了名。中国持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不过，我们的和平愿望是一回事，帝国主义的算盘又是一回事。它要打来了怎么办呢？所以还得作准备。”

　　“无论如何要防止战争。我参加过卫国战争，从莫斯科城下打到柏林。我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现在要特别注意，小战争可以发展到大战争，大战争可以发展到核战争，核战争会毁灭全人类。”

　　原来是这么个逻辑。我问：“战争有这么可怕么？帝国主义如果打进来，我们能够不作出反应么？”

　　“战争，战争，无论怎么说都不是好事。你参加过战争么？”

　　“参加过一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加在一起不到二十年。”我是故意说给他听的，想刹刹他妄自尊大的傲慢。

　　“你参加的是常规战争，你没有参加过核战争。”

　　“是这样。我没有参加过核战争，好像你也没有参加过核战争。我没有同德国法西斯打过常规战争，好像你也没有同日本法西斯、同美帝国主义打过仗。在朝鲜，美国人除了原子弹，什么武器都拿出来了，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最后，他说他胜了，我们说我们胜了，其实是打了个平手。订停战协定，没人投降。”

　　“不管怎么说，原子弹是很厉害的。”

　　“原子弹确实很厉害。有巨大杀伤力、破坏力。不过，对革命军人来说，一个原子弹也就等于一个手榴弹。”

　　“什么，你说一个原子弹等于一个手榴弹？”

　　“确是这样。只要这个战士忠心革命，英勇无畏，一个手榴弹飞过来，从前胸打进，后背穿出，我牺牲了。一个原子弹落下来，从脑袋打进，脚跟透出，我也牺牲了，有什么两样！”

　　这是实话，也可以说是歪歪理。大概由于不太好反驳，一场不红脸的辩论就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

　　此后几个月，杂志照常出，友谊继续讲。主人选稿似乎更加求同避异。我们的工作也更加谨严准确。对于改进杂志的建议，即使是业务性的，我也不再提了。

　　据我观察，罗果夫对中国人民确实友好，同我合作非常融洽，但他当然无力回天。他不断组织专家组到列宁格勒、基辅、图拉等城市参观，到工厂、农庄联欢。据李何同志说，苏联对待聘请的专家，这是绝无仅有的。

　　我在1960年3月期满回国。罗果夫宴请、欢送、悄悄对我说，“他们尽管争论，咱们永远友好。”人民日报社的杜波接替我担任专家组长，已无顾问名义。时间不长，中苏两党争论日渐激烈，由内部转向公开。4月22日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我们发表几篇纪念文章，重点批判“现代修正主义”。6月下旬，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开会，赫鲁晓夫带头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攻击，遭到以彭真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反击。7月中旬，苏联政府撕毁两国间的几百个协定，片面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关系开始走向谷底。不久，苏联停办《苏中友好》杂志，我专家组被迫回国。

　　54

　　我国1958—1959年的“大跃进”给全国人民留下难忘的记忆和宝贵的教训。我在国外冷静地注视，痛苦地思索，得出一个当时不能告人的看法：“大跃进”精神不能少，“大跃进”做法要取缔。

　　这两年，我在苏联办的《苏中友好》杂志当顾问，工作担子不重，学习时间不少。承人民日报社照顾，不经过苏联报刊发行系统，每天直接寄报给我，我次日上午即可收到。八个版，六号字，几乎没有广告，分量够大的。我每天仔细阅读，总要两三小时，可能是这份报纸国内外最用心的读者之一。如果经过苏联发行系统，《人民日报》到我手要晚两三天，不知何故。苏联报纸登过文章，讽刺报刊投递慢，说托尔斯泰在世时写信，从莫斯科寄到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一天可达，1957年却要多一倍时间。

　　《人民日报》大量登载“大跃进”的新事物、大数字，使我处于极度兴奋状态。我深以不能参加这个空前未有的运动为憾，认为失掉这个锻炼机会，以后无法弥补，曾经十分焦急。后来又想急也无益，只能仔细读报，免得落后太远；做好现职工作，也算在国外参加“大跃进”；多读书，积累将来回国工作的资本。

　　报上登的一切起初我都相信。我参加《人民日报》的创办，一直担任相当负责的工作，深知这家报纸从不说谎；缺乏代表性的典型、分寸稍有夸大的新事物偶尔在报上出现，大家还会警惕，引以为戒。现在新事迭出，说明我们的国家一日千里，能不令人兴奋？

　　苏联人民也很关心我国的“大跃进”。他们真诚希望我国很快富强起来，认为这对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德国、意大利、日本还在医治战败的创伤。英、法尚未恢复元气。资本主义世界论综合国力，还是美国第一，英国第二。我国提出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苏联提出在十几年内赶上美国。这些如果真正做到，世界上的事情就好办了。为了这种赶超，我多次听苏联朋友说，“咱们也来个友好的竞赛！”《苏中友好》杂志工作人员对我国的“大跃进”更加关心，他们要从中寻找“针对性”。苏联办事情讲究按部就班，这可能是他们在经济建设方面长期没有大的起伏、发展速度相对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发现《苏中友好》编辑部工作人员相当聪明，他们这时更加注意介绍苏联各个领域的科技成果，以此“配合”中国的“大跃进”。

　　我希望《人民日报》登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建设迈开大步，国家迅速强盛起来，我们在国外也有光彩。祝贺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开幕的社论提出：“争取三年内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我虽然怀疑过“基本改观”能否实现，但有“大部分地区”的限制词，又认为大概是站得住的，而且这种社论必经中央审阅，想必有一定根据，因此曾在专家组内部反复学习。以后又报道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几个月就改组成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这是工农商学兵结合的“一大二公”的组织。广大农村新事迭出：全民办电、全民炼钢、全民修铁路、全民办大学……。我心里的问号慢慢地出现。解放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民日报》不少人认为“李庄是个好人，就是思想偏右”，因此，我经常警惕右的袭击，特别是对于一些新事物不敢轻易否定。以后又出现许多“卫星”新闻，考虑到这是小面积的产量，又有省、县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监打验收，不容人不信。湖北麻城县有个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的“卫星”，不仅有文字介绍，还有几个孩子站在尚未收割的稻株上的照片，也不由人不信。社论《年终算账派输定了》对上述成果作了概括的论断：“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不决定于这种或那种条件，而决定于人。群众说得好，‘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量是由人的头脑决定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重要原理否定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当时想不清楚。

　　我对关于“大跃进”的报道产生严重怀疑来自《人民日报》对徐水的系列介绍。毛泽东主席曾到徐水视察，肯定了许多新鲜事物。报纸曾经突出宣传，对徐水人民也许是鼓舞，对全国人民却是一大欺骗。徐水这一年庄稼长得确实好，毛泽东问秋季庄稼预计产量有多少，县委书记回答说夏秋两季可有十二亿斤。粮食多了怎么办就是由此产生的。徐水当时有三十一万人，每人平均近四千斤，人吃马喂以外剩余很多，只能出售。据说全国到处丰收，卖不出去，只好熬糖、造酒……。我回国后听说，当时领导曾经指示《人民日报》以徐水的成就为由头，写一篇题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社论，给全国的“大跃进”加一把油。幸亏《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有头脑清醒的人，不敢说不写，总是不动笔，硬是把这篇文章拖掉了。当时有一位作家、一位理论家长住徐水，写了《徐水人民公社颂》，包括六篇文章，其中谈到徐水准备放的高级“卫星”：一亩甘薯年产一百二十万斤，一亩小麦年产十二万斤；一棵白菜要长到五百斤……说者敢说，有些听者一时也信，实在不可思议。

　　我是徐水县人，在家乡度过童年和少年。虽然从未参加劳动和经营家计，对农民的贫苦生活缺乏直接感受，对人民日常生活状况还是有些了解。抗战前那是一个只有十几万人的“丙等县”，土质贫瘠，水旱灾频繁，生产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苦。徐水只有一种特产大白菜，历史上出过一个“白菜王”，听说有三十多斤，现在说要长到五百斤！徐水过去多种甘薯，那是农民冬仨月的主食，是贫苦的象征，丰产年，亩产最高不会超过二千斤。小麦种得少，主要因为产量低，每亩每年收两口袋——合计一百多斤。当然，那是抗战以前，这是公社时代。但是，在农业综合生产条件未见重大变化以前，产量提高十几倍乃至上百倍，可能么？“大跃进”时徐水兼并了邻近小县容城，但是基本生产条件并无大变化，只是人口多了一倍而已。

　　话不能长期憋在肚子里，又不能随便说，只好又去请教刘晓同志。我说我让一些“卫星”、一些说法弄糊涂了。生产得有个精神条件，也得有个物质条件，一个条件不行。那些“卫星”我不能不信，又不敢全信。工农“卫星”比起来，我宁可信工业“卫星”，因为我不懂工业；农业“卫星”，我宁可信远处的，因为我难以判断。近处的，像徐水那些“卫星”，实在不敢相信，太离谱。他说：“你是人民日报的老人，应该相信自己的报纸。当然，你可保留自己的看法，可以继续观察，但是绝对不能乱说，尤其不能同苏联朋友议论。”我感谢他的提醒，注意只想不说。对苏联朋友再不夸耀那些高产数字，而是继续宣传“大跃进”的精神：干革命，搞建设，总得鼓足干劲，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省一点，总是应该提倡的嘛！

　　我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在《苏中友好》编辑部又引起轰动。有些人认为公共食堂就是“吃饭不要钱”，说中国这可走到前边了。一些朋友向我了解公共食堂的具体做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也办过公共食堂，一因平均主义，二因众口难调，三因浪费严重，很快就停止了，所以问我中国的做法。我只好以这是一个新事物，中国过去没有搞过，现在也是试验，我在国外具体情况不了解为词，婉转推掉。外事以（国）内事为基础、为后盾的道理，我是真正体会到了。

　　1959年9月初一个上午，罗果夫独自一人拿着载有我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人民日报》到我办公室，问是怎么回事？因为新宣布的1958年粮食实产数字，比过去宣布的少得多；1959年粮棉计划数字，有的比过去宣布的几乎少一半，有的少一半还多。造成这种差错的原因，据宣布是农业统计机关估算1958年特大丰收的产量缺少经验，秋收时割打收藏工作又有些粗糙。当时我同罗果夫共事已近两年，亲身体会这位老共产党员对我国十分友好，他来问我，是出于关心，也许有些迷惘，绝不是想来找事。我觉得这种时候话越多越说不清楚，就简单告诉他，我也是刚看到报纸。新中国建国不久，继承的包袱很重，一些不应该有的现象经常换个面目出现。至于这件事情本身，公报上已经说清楚了。罗果夫也不再问，耸耸肩、握握手而去。这件事的尴尬使我终生难忘。如果是恶意挑衅，还比较容易对付，提问者出于善意的关心，当事者反而更加难办。

　　现在的青年人难以理解“大跃进”。为什么居然发生这种蠢事呢？它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失仅次于“文革”。这是典型的好心办错事，而且一度推广到群众中。

　　看起来上上下下都昏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上面，不然不会发生遍及全国的影响。也有头脑清醒的人，但在类似“大跃进”潮流之前，很难挺身挡住。“文革”期间，我在人民日报社办的位于河南叶县刘店大队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听大队支部书记说，“大跃进”对生产力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破坏”。“大炼钢铁”，没有燃料，他奉命领着大家砍树，树砍光了，开始拆房，幸亏不久停止炼钢，不然不可想象。基层不掌握宏观情况，很难对涉及全国的事物提什么意见（假设可以提意见的话）。年产一万亿斤粮食，一县一乡怎能判断是否可行？“大跃进”迄今四十年，还未达到这个数字，当时确实是热昏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度又发生“洋跃进”，当时提出几年内搞十来个大庆油田，几年内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像我这样的干部都认为是天方夜谭，绝对不能办到。可见同样的错误可能重犯，但其影响越来越小，可以看作是历史的进步。

　　1959年的天文式计划数字，最初由少数省、县在一种浮夸空气中先提出来，有人认为或许能够完成，有人完全是争强攀比。反正“法不责众”，完不成大家都一样，你批评谁？中央把下边的报告数字汇总，再加“提高”，率尔公布，结果闹出大笑话。在国内还比较好办，外交人员在国外就难过了。我不是外交人员，而且在至少表面还比较友好的环境中工作，也分享了一份尴尬。

　　《人民日报》是一面镜子，相当充分地记录了“大跃进”的来龙去脉和各种引人注目的情况。当时擂鼓呐喊，传播神州大地上发生的各种新事，包括不少错误经验和口号；事后看，也给我们的后代留下研究、借鉴的材料。有的中央负责人说过：“那几年的事情，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过誉了。《人民日报》哪有这么大的能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报积极宣传，这是天经地义。《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错误的东西，确有责任，但也只是“宣传”而已。当然报社有“发明创造”，例如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提出先试点后推广，《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也可以边试点边推广”。这是中央一个工作部门的意见，它坚持要这样说，报纸只好照办，起了坏作用。中央对此没有批评、纠正，给人的印象是中央的意见。还有一种情况，报社工作人员理论功底不深，又缺少实践经验，而且头脑发热，争强“抢先”，宣传了错误的东西，完全是自己的过错。《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一文，提出“有决心亩产万斤，就一定能亩产万斤”，公然宣传唯心论，这种文章能够放行，完全是报社的责任。许多近似天文数字的高产“卫星”，不少事后看来滑稽可笑的新鲜事物，并没有人指定要登，一个时期却大登特登，更是应该永远记取的痛苦教训。我事后得知，当时编辑部一些头脑清醒的同志曾经对此等事情提过不少反对意见，领导不但不听，反而对这些同志进行不公正的批判。当然以后是平反了。

　　我没有参加这些宣传，没有直接责任。当时如果在国内，按照我的精神状态和认识水平，各种错误肯定我都有份，顶多有的带有心里怀疑行动服从的印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整风获得的“驯服工具”的观念对我影响太深，“驯服工具”的纪律对我规范更牢。从民主集中制的精神来说，直到写此文的1996年，我还没有想清楚遇到上述情况如何处理。所以我1960年春从苏联带着“补课”的心情回国，在公共食堂问题上补犯了在1958年没有机会犯的错误。

　　当时全国“大跃进”，《人民日报》的新闻业务工作也有不少改进。1958年秋，我在莫斯科收到《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其中提出“苦战三年，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气魄宏伟，目标鲜明，措施也具体周详。许多目标、措施是针对报社的弱点提出的，事隔近四十年，至今仍有积极意义。

　　我是人民日报社的一个老兵，当过记者、编辑，在总编室和几个部负过责任，以后主持全社的编辑工作，熟悉报社的历史和报纸的工作流程，了解党报工作的有利条件和它特殊的难处。从“大跃进”时《人民日报》的版面，可以看出报社工作人员的冲天干劲和千方百计搞好报纸的雄心壮志。这个期间署名和不署名的评论体裁多样，数量空前，有时一天发表二十篇社论和其他评论，言简意赅的“三言两语”型小言论更多。各版都有自己的“声音”，就编辑工作来说确是一大进步。凡事都有两重性，数量多了，质量有时难以保证。许多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头脑发热，同报社一些人的过“左”思想交相影响，以致误导的评论时有出现。“说错话的评论有比没有更坏。”读者这种批评令人深思。

　　我们的报纸文字冗长、沉闷、生硬，是多年未能克服的痼疾。这与“真理不怕重复”的主张和刻意追求“全面”有关。“大跃进”以来在这方面有所改进。几个老编辑对我介绍当时的情况：整个编辑部热气腾腾，就跟作战前夕开“诸葛亮会”一样，大家七嘴八舌，议论风生，谁的“点子”高听谁的。许多好版面、好标题都是集体创作。当然，有的集体创作并不成功。例如，当时惯用一种希图催人奋进的统计图表，就起过很大负作用。有个版制作了“各省、市、自治区生铁生产进度表”，目的是让大家比一比，“后进超先进”。辽宁绝对数当然最多，因为有鞍山钢铁公司；宁夏最少，几乎没有现代钢铁工业。完成计划比例数，贵州超额128％，因为计划数很低；上海超额不多，因为计划数原来就高。统计表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说明事物量、质的变化，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宣传形式。但在报纸上单纯登载数字统计图表，又不配合说明条件、原因等文字进行分析，不仅可能使一些人感觉不公，还可能使一些人灰心泄气。

　　像1956年改版一样，“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在编辑工作方面的一些改进，最后没有完全坚持下来，政治的挫折影响了技术的发展。“气可鼓而不可泄”——毛泽东说的这句话，用在这里还是恰当的。

　　55

　　1960年3月，我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顾问、专家组长的工作终于结束了。这时的北京，政治空气比较沉闷，物质供应相当困难。“大跃进”的消极后果已经显露，这是在国外看报不容易体会到的。我又回到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同我谈话，要我到农村部。他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农业问题严重，所以调你去。

　　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两年来你不在国内，没有犯宣传上那些错误，又躲过“反右倾”一关，够幸运的。我说，我倒不这样看。“大跃进”时我要在国内，宣传上那些错误我肯定有份；“反右倾”十有八九要作检讨。不过从长远看，那未必没有好处。你我相处二十多年，风风雨雨，过的关不少了，可过一次关长一次见识。他还说，“反右倾”同过去的关可不同，以后说话千万小心谨慎。我万分感谢他的提醒。他也是编委，以好学、敏锐著称，高小毕业即参加革命，能有这样的知识、政治水平，说明钻研精神超过常人。但以后在“文革”中的表现令人齿冷。

　　我入党后，在党报机关工作直到离休，经过不少运动，都未“伤筋动骨”。我把党看成自己的家，不仅把所有党员看成志同道合的同志，而且看成亲密无间的兄弟。我认为对自己的同志来说恕道并无大错。己所不欲，勿施于同志是天经地义。我以诚待人，其他党员必以诚待我。我对在党内斗争中招致的“缺乏原则性，斗争性不强”的“坏名声”永远不悔，就是被上述思想所支配。当然，这种思想只能藏在自己心里，是不足为同志道的。

　　不少事实证明我的看法并不全对。不过从长远来看，好像又没有什么不好。

　　提醒我的这位好朋友在许多事情上得到过我不少帮助，我认为那是理所应当，不值一提。平时关系密切，不分彼此。但在一个关键时期，他的作为却使我大为吃惊，一时不知所措。

　　那是1967年末，“文革”已经闹得人民日报不像样子。“当权派”有的进了“牛棚”，有的到位于房山的“人民日报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的进了“学习班”。后者介于前两者之间，半自由。

　　我在“学习班”是职务最高的当权派、副总编辑。“学习班”还有两个编委，其中一个就是我那上述的好朋友，此外都是中层领导干部。一天早餐，我俩同桌而食，说说笑笑，一如往常。饭后开会，好友抢着发言，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咬牙切齿，慷慨激昂，近一小时完全说我。地主阶级孝子贤孙，晋西一段历史可疑，阎锡山的黑笔杆子。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许多可怕的分析和论断，就是举不出什么事实。我开始确实糊涂了，我们两人1944—1945年春在一起整风，睡一条炕，各人的历史都抖了个底朝天，彼此知根知底。1946年，组织正式通知我：历史经过复查，无任何问题，他曾向我祝贺。现在这样提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确有问题，大义可以灭亲，当然应该灭友，现在是毫无根据别有企图的突然袭击。我这位好朋友在报社以善记笔记著称，说完就摊开笔记本，提笔在手，大概是准备记我的“反击”。我对给别人提意见毫无准备，经常想自己在这里是最大的当权派，只有听批评的义务，没有批评人的权利，况且平素只看到好友的长处，未发现他政治上有什么问题，所以我的发言根本没有提他，只是简单表态：欢迎同志们继续帮助，希望组织严格审查。这位老友相当尴尬地笑笑，马上合上笔记本。但我还是感谢这位朋友，他正式提出我的出身、历史问题，使我自然成为被审查的重点人物。经过几届专案组同志的努力，把我历史上各个阶段，特别是1938年晋西一段历史的关系人和我在晋西写的文章全找到了。这是我长期想办该办却没有时间办的。我以后出的那本《新纪元集》因此增加了一些文章。

　　好朋友这一炮很有效，“学习班”的火药味马上浓重了。主持“学习班”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志不了解情况，于是把好友定为应该依靠的积极分子，把我定为政治上要严格审查的对象。我的处境更加困难。报社放林彪关于政变讲话的录音，“学习班”受审查的干部多数都蒙恩听录音接受教育，但两个人没有这种资格，其中之一是我。好友逐步高升，“人民日报五七干校”校长，报社最大造反组织的理论指导，都是当时的显赫职务。多次开大会，他在批判走资派之后作长篇报告，从各方面论述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最著名的论点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没有“左”的问题，只有反右、反右、坚决反右，才能把全党全民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上。粉碎“四人帮”以后，好友处境日渐困难，由于抢先检讨，得以免予处分。看看工作不大好做，刚到六十就申请离休。聪敏出众的一个人才，离休后不久就因病而逝。

　　我在根据地参加共产党，长期在根据地工作，当时对敌斗争紧张，党内生活却相当平和，什么污七八糟、勾心斗角的事情，听不到也想不到。反右派斗争中，报社一家人无辜遭难，这件事开始改变了我对党内生活的幼稚想法。报社一位女编辑有个极要好的女朋友，两人先是同学，后来一起参加革命，又在新华社分社同事，好得不能再好。以后这位女编辑同她丈夫一起调到人民日报，她的那位好友还在新华分社工作。两人同事时，曾对党内生活中某些缺点有所议论。反右运动开始，那位好友一封揭发信寄到人民日报，把两人的议论都说成出自这个女编辑之口。寄信者上纲上线，说这个女编辑对党恶毒攻击。妻子思想反动，丈夫却不举发，必是一丘之貉。夫妻两人都被划成右派，五个未成年的孩子遭受的苦难令人酸鼻。当然，“文革”之后，两位被错划的同志都平反了。

　　我的好朋友在“学习班”指责我的时候，我很恼火，也很紧张。恼火出自常情，紧张另有原因。他提的所有问题，我心里非常有底。出身、历史，入党志愿书写得明明白白，整风审干时查得清清楚楚，后又经过复查，没有任何问题，我不怕进一步审查。我是怕他把我俩过去的一些议论捅出来。我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经常议论国家、报社、党内生活中一些问题和缺点，虽然当时都是善意，但怕别有用心的人曲解攻击。他如果同这等人结合起来加油添醋、无限上纲，我在那种情况下绝对无法分说清楚。事后看他果然聪明过人，对这些一字不提，这也可以解脱他没有及时向组织举发的干系。我甚至曾经设想，我俩是最要好的朋友，人民日报无人不知。他看我正受审查，为表示自己积极，同我彻底划清界线，提我一些早已澄清，乍听却相当吓人，正像俗话所说，“提起来千斤，放下去二两”的事，对他是一种绝顶解脱，对我最后也无损害，实在是一种绝顶聪明的做法。但究竟是何用意，我“文革”后也没有兴趣问他。

　　听说我所敬重的一位老同志1959年受了不公正的批判，我回国后曾去看望他。他大我两三岁，铮铮铁骨，人品学问都好。他同另一人议论庐山会议，所谈内容完全正确。反右倾时那人违心揭发他，他承担了全部责任，遭受苛重批判，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能领导方面接受反右派运动的教训，对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不开除党籍，但是工作变动，没有下放锻炼。这位同志跟我谈心，他说最想不通的是说对彭德怀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他最后说，高压可以令人缄口，但历史这个巨人永远不会倒下。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说，按照我的思想状况，1959年如果在国内，必是“分子”无疑。当然有可能是无形的。他一再说自己对人过于轻信，但对揭发他使他遭难的那位同志没有一句微词。

　　结束“文革”以后，我们党决定加强民主与法制，永远不搞运动，实在明智，大得人心。过去不少错事，我觉得是某种运动给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提供了机会而产生的。政治运动常常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的人为了洗刷或者表现自己，采取恶人告状的办法诬陷别人。由于一般不许当事人申辩，诬告往往成为定案的依据，不少冤案就是这样产生的。今后不搞运动，发扬民主，允许申辩，依法办事，这对我们来说，无异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古人说的“良心”，也许和共产党人说的“党性”相近。这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我那位好朋友在“学习班”攻我立功，多次升迁，成了“人民日报五七干校”校长。我是干校准学员——虽同大家一起劳动，但要接受批判，在班里也就成为班长的工作重点。有一次收玉米，我漏掉了两个小穗。这种事本来难免，放在我身上就是大错。全班开会批判，校长、副校长亲临指导，以示郑重。我十分坦然，静静听着。也许是我的敏感，校长进来，看看我，反而有些不自然。班长报告我犯的错误：两小穗玉米没有掰下来，足证工作极不负责。副校长是个造反派，作了长篇发言，翻来覆去一个观点，我在干校表现不好，“毫无进步”。其实我是老学员，人民日报社五七干校三迁其址，北京房山、河南叶县、北京昌平，都有我这个学员。几年下来，我的体力、技术不断进步，说句不怕人笑的话，除了这位副校长，还没有人说我干活不尽力。这位入伍不久即行复员调来报社参加“文革”的同志善于进行大批判，但是这次批判对他不利，说我“毫无进步”，等于把干校和他自己的工作成绩都抹杀了。“文革”可以使一切坏东西变成好东西，你身为干校负责人，响当当的造反派，为什么不能把李庄这个准学员改造得稍有进步呢？我那位好朋友不知道是有了负疚之心，还是显示领导水平，竟同他的副手唱起反调，说李某人在干校几年，还是有“巨大进步”（是巨大，不是较大），希望继续努力，取得更大进步。副校长顿显尴尬，但因校长是“革命老干部”，他不好说什么。一心表现积极的女班长显得十分惊异。我坐在马扎上听着，差点笑出声来。

　　由于有这么一个插曲，我的好朋友病逝以前，我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他，只是看病，不敢叙旧，也不便叙旧。好朋友患肺癌，当时神智还清醒，无力地握住我的手，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什么。

　　56

　　当新闻记者，要用笔说话，说真话，以事实服人，能够理直气壮。说假话，挖空心思，巧言辩饰，最终总会被看穿。“大跃进”以后三年困难时期，我有过这种体验。

　　五十年代末期，我国出国团、组到莫斯科访问的，或者过路的，以新闻、文化界人士为多，我经常招呼或者遇到。不太熟的人说起国内情况，总是形势大好，热气腾腾。非常熟的“咬耳朵”，能告诉我一些真实情况。我较多地相信后者，但也不愿完全否定前者，心里逐渐生出一个大问号。

　　196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北京，马上归队。领导说当前农业、农村问题很多，要我到报社农村部主持工作。

　　两年多脱离国内生活，虽能细读报纸，间或在使馆听一些传达，对实际情况总感到某种隔膜。加上我又想把听说的两种反差很大的情况弄清楚，就向组织要求给一些时间，至少一个月，看看文件，到外地作一些那怕是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访问，补补“大跃进”这一课。这个要求完全在理，立时就被批准了。我先到山西，主要考虑这里生死相依的老战友多，便于了解真实情况。经过“大跃进”“反右倾”，人们学乖了，正像我所概括的，“人越多话越少，人越少话越多”，在座谈会上讲的，同“咬耳朵”说的差别太大。一位过去睡一条炕、现在省里身居要职的老战友说：反右倾，对党内生活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我还在观察，你更要观察。你没有经过“反右倾”，很幸运，但也少打一次防疫针。“反右派”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反右倾”主要对象是较老的党内干部，以后谁还敢说话？我在太原呆了几天，看望了不少人，听说山西在“大跃进”期间放“卫星”不多，生产没有“大起”，也算没有大落。但是食品供应也显紧张，省委机关首先出现浮肿现象。省委一位领导同志说：“这方面省委机关也带个头。”

　　我先到武乡县，这是太行山腹地，抗战时是太行区模范县之一，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曾驻节于此，我在“抗大”学习时和两次反“扫荡”都在此县，同它很有感情。县委办公室主任碰巧是熟人，1943年5月反“扫荡”时，他还当小学教员，我们在下河村共同生活过几天，他当时不到二十岁，背着一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军使用后来卖给中国军阀的“老套筒”步枪，乐呵呵地指导群众转移，似乎根本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他说，你是老首长（哈哈，我也成了首长），又不在山西工作，我敢对你说实话：这几年不知道怎么闹的，有些人特别敢干。我们县不行，没有放一个“卫星”，老受批评。干工作还是老道道，当时不合潮流。现在将就过得去，“煮饼”（小米连糠皮一起磨成面，捏成小饼，煮熟了吃，武乡传统主食）还有得吃。他是话中有话，有些县放“卫星”不少，当时受表扬，现在群众生活可大大下降了。不久后我听说《人民日报》莫斯科记者站同志回国开会，到徐水参观并“接受教育”，听农民悄悄反映：当时每逢公共食堂吃馒头、烩菜（这是徐水过去的传统美食），大家知道准是有人来参观，糟了。因为粮食产量是虚假的，吃一顿馒头，接着得喝几天稀粥补上。大人还能挺住，孩子饿了又哭又叫。武乡县委办公室主任说，我们的工作总“上不去”，上级要求太高。就是关村水库还不错，你可以看看。关村水库确是武乡人民的骄傲，上万人日夜施工，再过几个月可以建成，除武乡外，还惠及附近两三县。这个水库议论多年，不能“上马”，原因是发不出工资。“大跃进”以来，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大家出力，工资以后再说，水库可以比计划提前两年建成，应该说是真正的大跃进。

　　从山西而陕西，住在西安近郊渭南县的双王公社。我希望有几天时间，到农家谈谈情况，拉拉家常。可是公社的小周同志总是陪着我，说我才从国外回来，不熟悉情况，他给我引路，也便于照顾。我在这里本是生人，又有工作人员陪同，农民说话就很不随便了。我心里非常恼火，但是不能表示什么。我由此想到，一个在党政机关负责的高级官员，如果事先通知到某地视察，来者前呼后拥，当地“充分准备”，究竟能收到多大积极效果，实在值得研究。有那品质不好的下级，可能串通造假，多次“彩排”，不仅欺骗上级，还给干部、群众留下坏样子。“大跃进”中许多“卫星”、典型就是领导人视察时“亲自”发现，登在报上，欺骗读者的，教训太深重了。蓄意骗人，品质恶劣，有的违犯党纪甚至国法，理应受到制裁。可有一点令人费解，有的领导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受骗？又帮助骗人者骗别人呢？

　　看看这样住下去没有什么用处，报社又来电催我上班，立即遵命回社。在火车上总想一个问题：怎样使农民能像革命战争时期一样愿意向我们说心里话？我们怎样能够听到农民的真心话？报社记者吕建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写文章提出这个问题，1957年竟因此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他后来虽然彻底平反，他提出的问题并未完全消失。

　　刚上班，日常业务虽不生疏，却时常顾虑思想“跟不上”。在外边跑了半个多月，有了一些感性知识，同编辑部的气氛还难以完全贯通。那位后来在“文革”中率先向我发难的好友经常提醒我防范“右倾”，我自己也警惕在外边听到看到的“表面现象”只能参考，行事还是遵照编辑部的节拍。矛盾明摆着，我硬是把它“统一”起来。

　　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开幕社论掀起我思想上的巨大波澜。《一定要继续跃进一定能继续跃进》首先分析形势：“1960年第一季度已经过去了，经济战线形势极其良好。”社论断言，“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障碍和困难，争取多快好省地实现1960年国民经济继续跃进”。二十多天以后，又发表社论《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预言“1960年是我国农业继续全面大发展的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规定，这一年农业总产值要比上一年增长12％，粮食、棉花比上一年增长10％左右。社论呼吁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但明眼人都能看到，这计划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就党报工作来说，最难处理的问题是领导思想不一致。庐山会议之前搞极左，确有相当普遍性，结果吃了大亏。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多数人非常欢迎。但是孽根未除，彭德怀信出来，立即转成反右。许多人跟着毛泽东的调子行事，极左来个大回潮。但事实无情，任你巧言善辩，终究不能像1958年吹得那么响了。表现在报纸上，热热闹闹，大喊大叫的东西比以前明显减少，各种高产“卫星”近于绝迹——主要是各地一般不敢再放，间或出现报社也敢“顶住”。但社论不行，上边来的，一派空话，说登就登。我那位好友对此有准确概括：“奉命行事，来者不拒。”

　　省、区领导的东西也不好顶，谁知道有什么来头？“春季无雨保播种，夏季无雨保丰收。”“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这是两个省委提的口号，《人民日报》记者在新闻里如实写了，编辑还据以作了标题。“大旱大丰收”，豪迈确实豪迈，无奈是一句空话。这种事现在的新闻记者可能难以想象，当时用的却是头号字。有一篇新闻更不着边际——《从长江到黄河流域揭开夏季大丰收的序幕》，洋洋洒洒，口气惊人，似乎是报道大半个中国的大丰收，内容却是一些陈年概念加几个孤零零的小范围例子，贫乏、沉闷、冗长，读者的观感可想而知。导语高于内容，标题高于导语，单说文风也是极不严肃的。现在写这些，当然不是为了揭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丑，而是苦涩地反思我们做过的蠢事、错事，以接受教训，希望今后再不出这类事。

　　毛泽东同志生前谈过“难免论”，说任何人在工作中都难免犯错误，有人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错误犯得少，工作成绩大；有些人相反，以致屡犯错误。这是至理明言。但我个人，也许还有不少人，长期认为并非“任何人”都会犯错误，特别是毛泽东，英明、伟大，领导全党屡战屡胜，对革命的贡献无与伦比，正像邓小平所概括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现在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我们常用九个指头一个指头比喻成绩很大缺点很小，但在我的心目中，长期认为这不适用于毛泽东。由于多种原因（包括不全面、不实际的宣传），我长期认为他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不符合实际，我却想使其圆通，有时不能做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发生严重困难，原因很多，毛泽东作为全党全国的舵手，坚持错误路线，当然要负主要责任。有个时期，我们多方回避这个主要原因，而在严重天灾、苏联逼债等等方面作文章，反而给群众心里增加疑问。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认为说得很对，但却成为他本人招致无穷之祸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跃进”中一度发生过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不正之风，《人民日报》都宣传过，留下痛苦的印记。当时编辑部对此就有不同意见，持异议比较强烈的一些同志受到批判，有的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幸未被开除党籍。两年多过去，情况日益明朗，一些曾经拥护“大跃进”的人逐渐清醒，虽然有时还作一些不符合事实的宣传，奉命行事的居多，发自内心的减少，宣传的调子也有变化。记者多数比较清醒，他们常到基层，比较了解实际情况，鼓吹错误的东西就比较少。编辑工作不好做，4月中旬一篇题为《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的社论还说“1960年是我国农业继续全面大发展的一年”，过了两个月社论《永远作文化革命的促进派》却说：“我们既要有革命的热情，又要有求实的精神，不但要善于提出先进的奋斗目标，而且要及时地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既要有敢想敢作的共产主义风格，又要有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即使不是很细心的读者也能看出这个大变化。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总口号、奋斗目标坚持了几年，拥护或者怀疑三面红旗一时成为划分“左派”或者右派的主要标准。总路线是号召，是精神，是很难量化的。大跃进规定的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的发展指标，几经调整，逐渐退到接近实际的程度。人民公社逐步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核算单位的规模大体相当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主要成为一个“先进”的名词。但有些地方不甘心，继续虚夸宣传“大跃进”中出现的新鲜事物——农村公共食堂，说这是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中央一位主要领导人信笔批转一个省的假报告，办公共食堂的风潮很快在全国推开。一家通讯社发了一篇综合新闻，《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登，黑体大字主标题《贵州农村食堂成为社会主义坚强阵地》，副标题《十一万九千多个食堂越办越好，基层干部一律参加食堂，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另一篇新闻介绍河南全省的农村公共食堂，《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刊登，主标题是《河南三十三万食堂坚如磐石》，副标题是《全部农村人口都参加了公共食堂，人们吃得饱，吃得好，干劲足》。这种新闻不出自本报记者之手，但不能不用。编辑有了经验，作标题再不用文学语言增温拔高，而是老老实实使题文绝对相符，这也算是一个进步。城市人民公社更难办，虽有几个大城市联名呼吁“必须分批实现”，大家知道不过说说而已。报纸介绍过少数中小城市实现“全市公社化”的情况，纯属应付差事。谁都知道城市人民公社根本搞不起来，因而没有造成什么恶果。

　　我参加报社农村部工作的时候，也是报纸宣传日益困难的时候。又要维护三面红旗，又没有多少东西可说。有几个月，我只看稿不写稿。借口“情况不熟”，其实也是实情。“人人写诗，人人画画，人人搞原子，人人能发明。”这类诗的语言实在想不出写不出。当时不少人有个习惯看法，似乎评论文章数量多少、好坏是衡量一家报纸或报社某个部门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一天最多有几十篇大大小小评论文章，被认为工作有声有色。现在最困难的也是写评论。说什么？很长一个时期，《人民日报》的评论多来自国际、农村、工业三部。国际评论受影响比较小，继续宣传我国和平外交政策，宣传反对强权政治，宣传发扬自力更生精神，题目不少。农村、工业两部最困难，过去话说得太满，有的话极不实在，这个弯子怎么转？于是躲开政治，多写业务性、技术性评论，少说人与人的关系，多谈人与物的关系。现在看看，当时的一些评论只能称作科普文章，地地道道滥竽充数。当时想出一种宣传方法，现在还采用：“就实论虚”。就全国情况立论很难，找个适当的事例，分析它，解剖它，引出我们想说的正面话，可多可少，可东可西，有较多机动余地。

　　总不写文章不是办法，我也写了两篇社论，都是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我不就全国的食堂立论，而选择一个食堂作由头，分析它拥有的各种条件，介绍值得称道的一些做法，从中引出我们想说的话。我们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发展这么不平衡，想找个别好的或坏的例子都不难，问题在于是否真有代表性。当时首先想的是完成写文章的任务，找的也是站得住的例子，至于它是否合潮流、能普及就很少去想，这种作风是很不严肃的。“大跃进”期间，编辑部成立了评报组，每天评论好文稿、好版面、好标题，最优良插红旗。我赶写的评论居然插了双红旗，真是不可思议。

　　据编辑部同志介绍，“大跃进”期间人们的冲天干劲难以形容，那点子、那主意不知是从哪里飞了来的。我在莫斯科看到的《人民日报》，确实典型多，评论多，栏目多，观点多；气魄大，嗓门大，标题大，照片大，从中可以看到人们的冲天干劲。可是，我回到报社以后，一如出国之前。来潮快，退潮也快，这也许反映了某些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和弱点。

　　为冲破宣传报道的困境，编委会经过几次讨论，就当前宣传报道的情况和问题，向党中央作了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当然首先肯定近年来宣传报道工作的成绩，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说明虚夸现象还时有出现，一是没有对事实仔细核对就抢先报道，一是宣传模范人物渲染、拔高，用夸张的导语和标题，把个别地区或单位的成绩说成大范围的成绩，等等。读者不难看出，这份请示报告写得可算巧妙，对三面红旗的是非甚至它的某些变化，完全回避不提。这个文件最后提出：今后对工农业建设的宣传，强调总结经验教训，选择好的经验和典型多作正面宣传；不宣传反对人民公社的“共产风”而宣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好经验，不宣传反对“浮夸风”而宣传实事求是的作风，不宣传反对强迫命令而宣传民主作风，不宣传反对干部特殊化而宣传艰苦朴素、坚持“四同”的好干部；报道建设成绩必须实事求是，宁可留有余地，不能说得过头。

　　在此之前不久，我听过一个传达，说中央一位领导指示，当前宣传要同实际保持一定的距离，说这就是最大的联系实际。我最初以为听错了，反复询问，确是如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同我们历来接受的密切联系实际的教导相悖么？传达的同志一再说，同实际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联系最大的实际。我原以为他是开玩笑，仔细想想，明白了：当前人们最关心的是三面红旗，少分析、少探讨，正是为着“保卫三面红旗”。我当时几乎说出口：实用主义确实巧妙。

　　1961年元旦社论《团结一致依靠群众争取世界和平和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有些新意，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社论继续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紧密地团结一致，紧密地依靠群众，我们一定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伟大胜利”。除了这些常说的道理以外，还透露了一些重要信息，说我国农业在1958年大丰收之后，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为了渡过农业歉收造成的困难，目前的迫切任务是要妥善安排农村和城市人民的生活。全国城乡都要有计划地合理地使用粮食，要尽可能地多生产蔬菜和其他副食品”。

　　这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鉴于“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带来严重困难，进一步强调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许多读者看了关于全会的报道，都明白这实际是宣布“大跃进”失败，只是拒不公开放弃三面红旗这个口号而已。

　　《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它的重大意义。社论特别引述了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我认为是毛泽东的事业进入巅峰时期的一段话，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当时毛泽东说，延安的干部“对于他们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以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同时谈到另一种情况：“对于那种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像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搞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样呢？岂不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么？”

　　这篇社论不是报社起草的，我们不掠人之美。这一段话分量很重，给一些主观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画了像。当时遇有大事，报社的编委常常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非正式地谈论个人的看法，作为正式会议的准备或补充。一次聚了三四个人，包括一位已经作古的曾经无话不谈的好友，谈论对这篇社论的看法。过去在太行山工作，学过1942年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也在根据地做过一些调查研究，都认为这件事说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相当困难，也许可以说过去比较容易，现在比较困难，不然怎样解释我们已经取得全国政权，在和平建设时期，却出现这样严重的全国性偏差，而且当时并非没有不同意见，现在不得不旧话重提。报社一位老同志，还有他的妻子，抗战开始都做党的群众工作，以后调来报社，在编辑工作上都很有成就。就因为作过一些调查研究，说过一些老实话，在反右倾运动中双双受批判，丈夫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妻子被定为严重右倾。我们几个人认为，调查研究是一种精神、一种作风，绝不是一种装饰。走走过场，摆摆样子，通过这种形式证实主观设想的方案完全正确，接着坚持推行，必然一再碰壁。

　　我对1962年举行的“七千人大会”，跟不少人的看法不同——我相当失望。这可能是由于原来抱的希望很高。中共中央把中央和地方县委以上党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相应负责干部七千多人召到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我原希望会议能够认真检查造成当时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实行在党内人人平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坦率总结“大跃进”以来主要是领导工作上的经验教训，纠正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八字方针”，继续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样团结奋战，争取新胜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比过去一味强调外因进了一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从领导责任角度作了自我批评，这也是过去少有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不指名批评一个省的领导干部民主作风不好，提醒不要“霸王别姬”，听者认为也有必要。但是，党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或者说，即使水平极高，贡献极大，也不能凌驾于党之上，成为特殊党员。这个原则大家是熟悉的。那位省的领导干部听了毛泽东的批评，恐怕不一定完全服气，只是不敢说而已。这次会议气氛宽松，提出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保证“白天出气（批评工作中的缺点，出心中郁闷之气），晚上看戏（晚上有娱乐晚会），两干一稀（每天两餐干饭，一餐稀饭），皆大欢喜”。这些保证有的做到了，有的没有做到。庐山会议之后的反右倾，多数受错误处分者平反虽然比较彻底，但不少单位批判时不讲理、乱上纲的做法仍然令人心悸。毛泽东在这个会上的讲话实际上定了调子，三面红旗必须坚持，这个界线不能越过。我说相当失望指此而言。经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我心中从神坛回到人间。他再不是法力无边的神灵，而是英明超群也会犯严重错误的伟人。当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新中国的诞生可能推迟，这种看法没有动摇，也不会动摇，因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次会议对我的最大帮助是几年来未能连贯起来的一些想法开始贯通——原来如此。此时我已经四十四岁，突然发现用自己的头脑想事情原来这样不容易。当然，这都是内心深处的一些活动，日常言行中不敢表露出来。如果说做工作实际上有些进步，那就是过去盲目积极性较多，逐渐变成比较清醒的奉命行事。

　　三年困难时期人人困难，工作、生活都困难，新闻记者有特殊困难。别的行业可以埋头工作，新闻记者必须用纸笔说话。“有闻必录”如果不是糊涂思想，就是骗人之语。任何阶级、集团办新闻事业都是对本阶级、本集团有利的必录，对本阶级、本集团不利的当然不录，这道理只是肯承认不肯承认而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路线正，领导决策高，军民精神状态好，我们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要求新闻必须真实，提倡密切联系群众、联系实际，但也并不“有闻必录”。我们自己的一些失误、困难和为争取胜利所作的努力，一句话，凡是敌人可能用来判断我们的综合实力和行动走向的信息，我们概不宣传。我们完全避开这个实际，而联系广大军民舍生忘死争取胜利的革命实际。人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从未提出疑问。因为那是战争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我们大讲特讲。晚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只做一般理论探讨，并不报道进展情况。至于禁绝鸦片，消灭梅毒，虽是天大好事，我们只做不谈，因为这样做对人民有利。

　　三年困难时期情况不同。当时的困难涉及全国每一个人。很多人程度不同地想到困难来源于领导的失误。新中国建立还不久，任何新生政权都难以避免摸索中发生的这样那样的失误，永胜将军世界上是没有的。人们并不想追究责任，只希望把真相说清楚，把教训讲明白，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大家同心奋力争取新的胜利。谁知个别领导人，突出的是毛泽东讳疾忌医，不承认确实存在的、广大干部群众都看到的某些事实，回避造成当时全面困难的主要原因，很难避免以后不犯更大的错误。这样做也许是想维护自己的威信，结果反而使威信受到损害。

　　“七千人大会”动员全党全国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促进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对形势的分析，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对工作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重大问题上，显示中央领导核心中存在分歧。考虑到这次大会的参加者几乎包括全国县以上负责干部，这种分歧的暴露将会产生何种影响，引起不少同志的忧虑。我同一位好友就曾悄悄议论：“天下从此多事。”在此之前，可能我这层干部没有多少人会想到中央领导核心中还有分歧。

　　这次大会之后五十天举行的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吃惊。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做了检查，说到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当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报告特别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的这些话受到全体与会者，特别是民主人士，尤其是知识界的热烈拥护。我把这些内容向报社不少人做了介绍，大家非常高兴，认为按照这个路子可以大大宣传一番。谁知突然宣布上面的决定：这次大会只发开幕和闭幕新闻以及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不发《政府工作报告》全文。这样处理没有先例，会产生什么影响和后果？决定者好像是根本不管的。我估计一定是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提法有不同意见，而对于谁能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报社许多人心里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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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月底至2月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未能完全解决党的路线是非问题。但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全党的统一认识。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半年工夫，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那些年，许多人有一种不祥的同感：什么时候形势比较好，碗里的饭装得比较满，什么时候就该折腾了。毛泽东有句名言：“七亿人民，不斗行吗？”1962年9月下旬举行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的错误严重发展。幸好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匮乏达到极点。在和平时期实行那样严格的配给，大概世所少见。当时我在北京，看着商店货架空荡荡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凭票供应的商品种类多得惊人。许多居民不能吃饱。北京以外的城市特别是广大农村情况更加严重。中国人民真好，勤奋的工作，惊人的耐力，分担主要由于领导失误造成的困难。

　　除了决策失误之外，许多干部对实际情况严重隔阂是造成困难的一大原因。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借住在农民家里，老乡住东房，我们住西房，在日常来往和帮助房东干活的过程中，我们对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意见、要求容易了解。进城以来情况变了，办公室工作、公寓生活使干部同群众拉开距离。基层干部了解情况多，但“左”的路线使他们不敢如实反映情况。机关干部地位越高，宅院越深，门禁越严，越难了解基层情况。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战术方面，在提高领导工作质量方面，确实是克服困难的重要途径。

　　对于三年经济困难，许多人的感觉是来得非常急，走得相当快。昨天说形势大好，今天吃代食品，困难来得不是急么？昨天商店的货架空空荡荡，今天出现不少商品，困难不是走得快么？我看主要原因是中央抓了两条：一是调整政策。三面红旗高高撑着，“大跃进”继续说着，不过过高的指标降下来了；继续挂着人民公社的牌子，实际上不再实行“政社合一”，体现“共产风”的公社统一分配也改变了，生产大队统一分配也取消了，基本改为生产队分配（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的范围大体相当过去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两条还保留着，一为公共食堂，说这是“社会主义阵地”，一为体现“共产风”的“供给制”，说这是“人民公社的灵魂”。由于实在行不通，最后也纠正了。二是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不谈路线是非的情况下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党雷厉风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效果。

　　调查研究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中共中央正式作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曾经反复学习。刘少奇说新闻记者是“专职的调查工作人员”，我们曾经全力实践。从大的方面说，我们的革命事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重要原因之一是调查研究，否则何能“知彼知己”，哪来“百战不殆”？从个人来说，请几位基层干部、积古老农、乡村里见多识广的“能人”，在农家的土炕上开毛泽东提倡的那种“调查会”，边谈，边议，边记，是我在根据地采用最多的工作方式，取得很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新华日报》曾经派我常驻边区政府，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美差”；边区政府也尽量给我提供优越的工作条件。为时不到一月，我就请求报社给换个工作，派我到基层采访。我不是认为边区政府不应该派驻记者，也不是认为那些会议不该参加，而是自己愿意到群众中直接调查研究，找鲜活的第一手材料。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个人的爱好，报社不久就满足了我的要求。

　　1962年，我参加了一次非常“幸运”的调查研究。说“幸运”，是因为1961年5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取消原草案中关于举办公共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规定。这种改变事关重大，先在各地进行试点。农村政策的这个重大调整，在各地试点时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为慎重计，毛泽东指定吴冷西组织一些人在北京郊区进行一次深入的调查摸底。于是以《人民日报》为主，新华社参加，组成一个包括八个编辑、记者的调查组，吴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组里配备两位女编辑，便于接近农村的大娘大婶。中央打算做的，正是农民强烈要求的，也是我们所要调查的，万无一失，皆大欢喜，所以说我们非常“幸运”。在此之前，我有一位老战友，原在《人民日报》工作，以后调到科学院，他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公共食堂有八大弊病，当时决不可办，写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调查报告给党中央。在中央最高领导批转一个省委的报告，认为公共食堂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兴头上，公然提出这种逆耳之言，还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于是左批右批，把他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谁知过了不到一年，中央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自己取消公共食堂，我这位老朋友的帽子也就摘掉了。我们调查的村庄是北京郊区房山县羊头岗生产大队，二百多户人家，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在郊区都属中等水平，有较大的代表性。郊区粮食征购任务比较轻，每人平均能留三百斤口粮（原粮），如果自炊，并精心计划，干稀搭配勉强够吃。这个村庄干群关系比较好，一个月时间，无人反映干部有多吃多占问题的。我们住在大队长吴士华家里，这是他在“土改”中分到的地主房，只有他家能挤出两间房子，一间住五个男子，一间住两位妇女。吴冷西很忙，他不可能完全脱离现职工作专事调查，只能过一段时间到调查组指点指点。吴士华原来是村里最穷的贫农，解放前对敌斗争、解放后土地改革都是积极分子。经过一个月的观察，确认他的生活还很贫苦，这是村里的干部比较廉洁的反证。刚进村，一片静悄悄——情况不妙。过去在农村多年生活的体验，鸡鸣犬吠，人喊马嘶，才是兴旺欢快的景象；如果死气沉沉，人们连话都懒怠说，必有什么大事。现在正是“四月闲人少”的农忙时候，还有不少人在门洞里闲坐着，用惊异的眼光端详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过了几天，我明白了，这是农民近年来积累的经验在起作用。他们很怕上边来人，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样。其实不只农民，干部也是如此。我们进村第二天，县委书记带着办公室主任来看望。他风闻中央正考虑停办公共食堂，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但未得确信。听了我们的介绍，眼睛马上睁大了。同来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奋笔疾书，大概是要把我们又像透露又像传达的话一字不漏记下来，以便将来有事以此为证。我虽然反复解释这是新的决策，还不能完全打消他的疑虑。第二天，县委派来陪同我们调查的工作员就撤走了。我估计这是自保之计，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表示“县委概未参与”。

　　村里的干部和社员很快弄清了我们的身份——报社派来的调查组，不是县、区派来的工作组；弄清了我们的任务——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对供给制的意见和要求，向中央据实反映，不插手村里的任何工作。他们的顾虑很快消失，像自家人一样向我们反映各种情况，表达积累多年的愿望。我们又分别邀请干部、老农、妇女、劳动力多和劳动力少家庭的户主、手艺人……开各种座谈会，又挨家挨户访问征求意见。由于调查组有两位中年女编辑，工作十分方便。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除了羊头岗解放前后的社会情况，“大跃进”前后干群关系的历史变化，又着重了解了当前群众心里的主要“疙瘩”，确认中央新的考虑同群众的愿望完全相符。其实群众的要求并不高，把当前最不合理的一些做法纠正过来就满意了。

　　真正沉到群众中，听到群众的知心话，我不能不痛苦地承认：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一些时间里确实不如根据地时期和刚解放那几年。例如密植，曾经是大力提倡的增产措施，载入农业“八字宪法”的。实行合理密植，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能增产百分之十几到二十。但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偏了”，在不少地方，合理密植层层加码，到了基层实际上变成越密越好，不仅不能增产，反而大幅度减产，以至失收。农民靠种地吃饭，不愿意再搞密植；干部要完成任务，强迫群众密植，于是闹出笑话。种棉花，工作员要群众增加一倍播种量，群众知道这样不行，又不能违抗，就把一半棉籽煮熟，同未煮棉籽掺合在一起，都拌上草木灰，工作员监督过秤下种。结果只有一半棉籽出苗，避免了过密的损失。羊头岗的干部、群众向我们介绍时说，这不是讲笑话，当时是认真办的。劳民伤财，败坏党的威信，何苦打这种“哑谜”！

　　有些事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施行，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乌托邦”，群众看着不行，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很好，强制推行只能碰壁。例如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部队、干部中普遍施行，曾经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在和平建设时期，在几亿农民群众中，这种制度就行不通了。羊头岗生产大队辖几个生产队（规模相当过去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之间贫富差别不小，勉强实行全大队统一分配，原来比较富裕的生产队就认为吃了大亏，群众生产情绪普遍下降，幸喜不久就改正了。有些领导干部对供给制似乎情有独钟，认为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应该大大提倡，就让羊头岗大队带头选一个社员作标兵培养“共产主义新人”。此人二十多岁，出身不错，略识几字，但不爱劳动，有一妻二子，生活比较困难。生产大队送他到城内上学，“培养”他，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制造条件。他的学费由村里出，孩子由村里养，结果一家高兴，全村不满。群众说得好，全村二百多户，把负担摊到一家一户没有多少，主要是觉得太不公平，提起来就恼火。支部书记徐德贵当时问我的看法，我避开此人此事，尽量通俗地说一通什么是共产主义因素，什么是“乌托邦”，目前我们国家处在什么阶段，应该实行什么政策等等“大”道理。看样子徐德贵听出了我的意思，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此事改正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几次到羊头岗了解我在那里调查研究时的“罪行”，曾经反复追问这件事，大概想拿到我“反对共产主义萌芽事物”的一个罪证。徐德贵尊重事实，准确介绍我在该村调查研究时的所作所为，帮助我度过这一劫难。

　　农民最恼火的是公共食堂。过去干部下乡都吃“派饭”，主客皆大欢喜。在羊头岗调查时我们只能到公共食堂吃饭。这也有好处，把公共食堂总算摸透了。羊头岗大队当时每人平均口粮（原粮）三百斤出头，折合从商店买的商品粮二百五十斤左右，大体相当1996年北京郊区每人平均口粮的三分之一。口粮即使不多，如果农民自炊，自家精打细算，大小人平均，干饭稀饭搭配，粮菜混吃，可以度过荒年；把口粮集中到食堂就显得很不够了。我们吃的食堂其实是个制作玉米窝窝头和稀饭的厨房，曾经供应过简单煮菜，我们在时已经没有了。各家把主食领回去，添上自做的菜粥，勉强度日。报纸上曾经大肆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如果不是内行蓄意骗人，定是外行胡乱想象。说节省许多劳力，其实恰恰相反。农民自炊，基本由半劳力担任，一个老太太包下来，而且做得细致。羊头岗的食堂有七八个全劳力，群众还反映曾经在稀饭里吃出虫子来。说公共食堂节省燃料，更是天方夜谭。农民自炊，有点草柴，配上风箱，可以把饭做熟；公共食堂非用硬柴不可。羊头岗的树当时还未砍完，大队长说，再办两年公共食堂，把树砍完，就只能拆房了。中央一位领导人在调查以后说：“公共食堂已经成为党和农民间的一个疙瘩。”可谓一语中的。调查研究的目的是求实，搞清楚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调查研究的精神是务实，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容不得半点虚假伪饰。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凡是发生重大路线偏差的时候，都是不讲真话、实话的时候，也就是不进行或者不许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大跃进”期间，假话盈耳，怪事迭出，领导不加干预，甚至欣赏和鼓励。当时并非没有头脑清醒的人，像上面提到的那位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公共食堂八大弊端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老干部，就是我从莫斯科回国后首先听说的一个突出代表。但在那种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调查研究不被重视，许多干部在“帽子”、“棍子”之前显得十分软弱。我自己，以及继我到羊头岗调查研究的一位《人民日报》编委，在这方面表现都很突出。

　　我们调查组以解剖羊头岗这个“麻雀”为主，也到附近几个生产大队看看。哪块地的小麦长得好，不必问，准是农民的自留地。当时自留地不多，每户合计半亩上下，一般能收三百斤小麦，换成玉米，就是一家人几个月的口粮。看看集体的大田，能收自留地的一半就不错了。这种现象已经接触个人与集体关系这个问题，当时也是人民公社的核心问题。村干部和农民主张适当扩大自留地，认为这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有效办法；领导的意见却是进一步缩小自留地，认为这样才能巩固集体经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怎样把集体的地种得和自留地一样好？这是问题的关键。但是，这个问题太敏感，我们没有进一步调查研究。当然有借口：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实际是怕担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时我已入党多年，职位不低，以这种精神状态进行调查研究，哪能起党中央“耳目”的作用？中央有预案的就调查，也可以提出明确的意见；中央主要领导人反对的就回避，不管对人民有多么重要。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当时从上而下被严重破坏了。

　　我们写了一个相当详尽的调查报告，对公共食堂决难再办，“供给制”不应坚持都有鲜明态度和有力的论据，但对我们已经看到的更重要很敏感的问题却避开了。这样做，说轻些是畏难自保，我要负全部责任。就是这样的报告，报社造反派在“文革’’初期还抓住不放。我们的调查报告是铅印了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央的精神，形式上也是滴水不漏，再能上纲也无问题。于是改追“阴谋”。毛泽东指示做此调查，党组织选派全部人员，堂堂正正，有何阴谋？折磨我近半年，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后我曾想过，造反派如果不追阴谋，而批评我为什么这样怕负责任，为什么胆子这么小，明明发现重大问题（自留地引起的农村体制问题）而不向中央反映，哪像—个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我大概不能理直气壮地申述我没有阴谋，而要做发自内心的检讨了。

　　我们调查组结束不久，报社又派了一个调查组到羊头岗。这是一个省力的办法，因为基本情况已有积累，不必从头调查起，而且我们同大队干部和许多社员已经建立了朋友关系。这个调查组由四人组成，一位编委牵头，一直撞撞跌跌，远不如我们“幸运”。

　　原来1962年7月，邓子恢本着为革命、为人民负责的精神，不计个人利害，在中央党校、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单位相继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生产队包产，生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农活，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主张，是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后，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结合长期农村工作经验提出的真知灼见。听者热烈欢迎，谁知触怒了毛泽东。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并且错误地批判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主要指彭德怀给党中央、毛泽东写申诉信一事。彭在这封长达八万言的信中，请求党中央全面审查他的历史，特别申明在党内从来没有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更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竟被指为翻案），严厉指责所谓“黑暗风”（指对当时的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正确观点），正确的意见再一次受到压制。

　　邓子恢的主张近似现在农村实行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许多领导干部表示赞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得风气之先，派遣不少人到北京、安徽、河北、四川等省市调查包产到户的有关情况，去羊头岗的四人小组是其中之一。

　　这个调查小组的遭遇十分坎坷。小组的一个成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像羊头岗这样的生产大队，社员生活仍然偏紧，特别是集体耕地和自留地的巨大差距，看得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还大有潜力。几乎所有社员、干部都要求扩大自留地和分‘口粮田’，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一种变相要求。”群众的思想摸准了，问题的关键看透了，该怎么办也搞得清清楚楚，写调查报告却犯了难。当时“包产到户”十分敏感，最高领导同广大群众在这个问题上激烈“顶牛”。调查组非常聪明，先写了一个初稿，内容简单明确：“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万无一失。调查报告还未送出，组长在报社听到“气候”，对组员兴奋地说，中央召开会议，允许“百家争鸣”，允许不同地区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采用不同方式进行试验，包括“包产到户”的试验。全组立即改写初稿，充实内容，增加篇幅，明确肯定“口粮田”和“包产到户”。改写稿送出之前，组长突然召集组员开会，“神情十分紧张，压低声音说，精神有变，要批‘三自一包’。”大家火速返工，“调整”报告，压缩篇幅，“重点又移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这样的调查研究很像小学生的“橡皮泥”，捏成方就方，捏成圆就圆。在此之前，人民日报、新华社派到各地调查研究的人员写了不少肯定“包产到户”的材料，在新华社办的《内部参考》发表，毛泽东对此严加批评，命令“以后不许再登”。

　　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调查研究有效，也有限。但只要不想推波助澜，总是有比没有好。就以六十年代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来说，对最高领导大概不会有什么影响，对几年来习惯于根据下面来的不实材料作决定的许多中上层领导，却可能起某种清醒头脑，摸清家底，克服官僚主义，纠正虚假作风的作用，对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肯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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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初我国经济非常困难。从1960年冬季开始，党中央、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措施，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那几年，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咬紧牙关，节衣缩食，全力与严重困难作斗争。当时我在北京，亲身经历困难—奋斗—好转全过程。粮食、食油等都凭票配给，肉类很难看到，布票每人每年不到八尺……这还是首都。但是人们挺住了、顶住了。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还未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方面还有发展，但因农村经济政策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全党和全国人民持续几年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到1964年底举行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时，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概述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后，庄严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之一，我同几千人一起热烈鼓掌十几分钟，流泪、欢呼者大有人在。为创建新中国，万千烈士倒在战场上，为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又作出重大牺牲。周恩来报告说我们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毅然还清所欠苏联巨额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时的军火债款），全场代表情绪热烈，充满豪情。

　　我接待过法国《人道报》记者和朝鲜《劳动新闻》记者，这两人是法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党员。他们对中国偿还苏联军火债款表示难以理解。两人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国对抗共同敌人德国法西斯，美国在租借法案项下供应苏联大批军火，最后美国没有逼债，苏联没有还债。朝鲜战争是对付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中国几十万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苏联却向中国卖军火赚钱，而且还要逼债，这是什么共产党？同军火商人有什么区别？我从世界革命全局、国际主义、自力更生等等方面阐述个人的看法，最后似乎也没有说服这两位外国同行。

　　《人民日报》堪称我国“大跃进”的忠实记录者。我们几个编委每次在一起谈起那几年的报纸，都说觉得“脸上发烧”。这表示沉重的代价换得了宝贵的教训。再有人胡吹亩产几万斤那种荒唐事，我们决不会抢先报道或人云亦云了。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新年献词》，说在新的一年中，要更加深入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生产建设和科学实验的新高潮。为此要强调三个问题：一切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

　　三十年前酝酿、议论这篇社论的情景，充分显示我们几个不算年轻的编委的政治思想水平。这篇社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即将到来的“文革”作舆论准备，我们当时看不出来，反而认为共产党人讲阶级斗争，永远都是天经地义。至于不断总结经验，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更有现实的针对性。“大跃进”期间出现那样大范围、多方面假话空话满天飞的现象，都是违背了党的优良传统，现在传达中央意图的社论提出这些对症良药，必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尚未解决的问题，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准则。

　　说起实事求是传统，想起一件足以显示《人民日报》工作人员思想水平、精神状态的事。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各机关轮训中层以上干部，虽然提倡自由思想，标榜“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一般人还是话到口边留半句。有位和我同年仍然健在的老记者提出，党的总路线应该作些补充，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之后加上“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八个字。他的意见我很同意，他的精神我很佩服，他说了我不敢说的话。我认为党的总路线应该正确、神圣，是绝对动不得的。果然，在“文革”期间，这件事成为那位记者的一大罪状：“胆大包天，竟想修改党的总路线！”所幸这八个字都是党的优良传统，没有任何歧义，他当时已调到别的单位工作，“揪”回报社批斗了一次，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时期分管国内各方面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对《人民日报》的帮助比“大跃进”以前多。鉴于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即将到来，他们就本系统工作应该着重报道什么，怎样提高报道质量，经常提示包括“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的意见，在当时很有针对性。由于纸张供应困难，这个时期《人民日报》的篇幅比“大跃进”期间减少四分之一，“援助越南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际修正主义”两项宣传任务又大大加重，国内宣传的版面相应减少。这些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保持一定数量，更要努力提高质量。他们谆谆关照要提倡做“冷静的促进派”。这对我们是有力的触动。“大跃进”期间，在中高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层中，“热昏的促进派”不少，给国家、给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害，“做冷静的促进派”——这个指导思想实在宝贵，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报社编委会多次根据这些领导人的提示讨论提高报道质量问题，一致意见是应该加强宣传的针对性、指导性。前两年，由于片面接受“大跃进”期间“瞎指挥”的教训，指导性提得少了，宣传报道苍白无力，这是因噎废食。那些概念加例子的新闻早该摒弃，那些除了人名地名不同、内容基本相同的经验介绍早该打倒，及时增加问题新、材料新、思想性强、代表性大的典型报道，多组织探索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问题的“讨论”。主要由于国家经济形势日渐好转，宣传思想较前端正，宣传业务也有改进，尽管国内宣传的篇幅较前减少，领导、读者却认为这方面的宣传并未削弱，比前两年实在、活泼，短小精悍的东西反而增加了。相比之下，过去有些所谓“有分量”的文字，不过是自己骗自己而已。

　　毛泽东对报社请示报告的批示也比前几年增多。1964年2月，他在《人民日报》一份请示报告上批评我们历来不重视思想理论宣传，哲学社会科学文章登得很少，现在终于有了改进的主意，是一种好迹象。四个月后，他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又说，《人民日报》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但是长期以来不抓理论，我多次批评这个缺点，一直没有改进，直到很久以后才表示要重视，这也算一个进步。

　　1949年8月《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后，经常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这次虽然有鼓励有批评，但批评用语之重，我觉得仅次于1957年所谓“死人办报”的指斥。由于这次戳到报社工作的痛处，大家还是口服心服。没有这次批评，恐怕不会有一度较受欢迎的《学术研究》专刊。

　　由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理论学术宣传的批评和期望逐渐传开，许多人睁大眼睛看着这个专刊，希望它不仅给学术、理论文章提供一个比较固定的园地，更重要的是为贯彻共产党一再宣布的“双百”方针作出贡献。专刊出了十几期，总编辑吴冷西代表编委会邀请郭沫若、周扬、艾思奇等名家座谈，商量怎样把这个专刊办好。他说，毛主席批评《人民日报》登载学术文章太少。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很少参加学术问题的讨论，很少发表学术问题中意见不同的文章，这是很大的缺点。他说，根据各方面专家、广大读者的希望和我们的设想，《学术研究》需要有各方面的学术文章，也要刊登一些知识性文章；既要有专门性的文章，也要有普及性的文章；既要有历史的，也要有现实的；既要有中国的，也要有外国的；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到会各位名家肯定专刊的编辑方针和编者的设想，表示本人并推动别人积极供稿，希望《学术研究》能在《人民日报》历史上占一个重要地位。

　　报社领导和有关同志努力经营这个专刊，最初一段时间确实举着“百家争鸣”的旗子，在活跃学术思想，特别是活跃自然科学研究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刊物生不逢时。把毛泽东一系列言论、主张连起来看，可以发现专刊面世的时间，正是毛泽东加紧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区区《人民日报》怎么谈得到贯彻“双百方针”呢？1964年年初，毛泽东错误地批评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不讲阶级斗争，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是早巳不能工作的邓子恢）有人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毛泽东说：“三和一少”是他们（指搞修正主义的人）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也指搞修正主义的人）的国内纲领。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有书记处书记，有副总理。除此之外，各个部都有，各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在同年5月中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估计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革命者手里。6月下旬，他批转关于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报告，说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企业已经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6月底他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上批示：十五年来，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文件，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认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12月底，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一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指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一指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1965年10月，毛泽东对几位中央局第一书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为准备“文革”，毛泽东作了大量的工作。

　　随着中央领导“左”的思想逐步发展，《人民日报》《学术研究》专刊的作用逐步降低，到1965年第四季度。终于被说成宣传“反动思想”的阵地。“文革”开始，这个专刊包括刊头立即消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前后不过两年时间。

　　毛泽东主席是文章高手，他在这指示我们抓“活的哲学”，对提高《人民日报》宣传质量有积极意义。我们尽管努力贯彻，距他的要求还是很远。我们从根据地开始办报，宣传重点一直是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战争、生产、教育。编辑部机构设置，编采人员配备，每个人的工作和学习都围绕这个中心。我们写的东西，好处是比较实在，不足处是“就事论事”，不重视和不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方法分析、阐述问题，该“点睛”处不“点睛”，该概括时不概括，也就是缺乏许多人常说的“理论色彩”，所以不耐咀嚼。我们为此受过不少批评。在稍有领悟、迫切需要高手进一步指点的时候，听到这种指示，很有豁然贯通之感。从此以后，无论写千把字的社论、几百字的短评和更短的“编后”，或者叙事状人的新闻、通讯，大家都自觉地向这个方向努力，陆续出现了不少相当精彩的作品。非常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实践这个指示时有起伏。“大跃进”可以说是一次代价沉重的试验。结果说明某些希图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设想、方法行不通。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实行“一边倒”，亦步亦趋地学习苏联建设经验，几年下来，发现有些办法好，有些办法不适合中国国情，结论是只能从实际出发，另辟蹊径。我认为这可能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一大原因，可惜违背他自己提出的“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失败多于成功。但从教训转为经验的意义来说，高层领导人和广大干部都增长了见识。有话就想说，所以《人民日报》发动广大干部在报上就某些问题进行“讨论”，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我们长期实行的“全党办报”，是党报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农村根据地时代，多数干部是共产党员，文化水平较低，向报社投稿，一般是反映群众意见，表扬好人好事，介绍某项工作进展情况。这是当时“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主要内容，是党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五十年代初期，全国各地进行大规模工业建设，由于缺少经验，有些单位未作科学设计就仓猝施工，有些单位一边设计一边施工，造成很大浪费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人民日报》开展“没有设计就不能施工”的讨论，讲道理，讲知识，讲成败实例，讲经验教训，有问有答，有来有往，执笔者多为参与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连续一个多月，深受职工欢迎。这可以看作“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发展。以后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宣传任务很重，组织“讨论”这种很受欢迎的宣传才中断了。

　　1965年，我国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进入发展国民经济新时期。许多重大建设项目纷纷上马，有必要集中群众关于这方面的智慧和意见。《人民日报》先开辟了“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讨论专栏，接着又设立“办好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新型学校”“实行产品设计革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等讨论专栏，编辑部从事国内宣传的几个部几乎都参加了，客观上形成编辑工作的革命竞赛。来稿来信很多，“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讨论的第一阶段“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四个多月来稿来信二千多件，多数来信其实就是来稿。这个题目的范围并不大，来稿这么多出乎我们意料之外。

　　影响最大、效果最好的是“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讨论。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许多人都明白，一个县如果有个革命化的县委，全县的事情就比较好办。因此，不只县委成员给这个专栏写稿，其他系统干部以及有文化的农民群众也写稿，我们在编辑工作中立意向前看，基本不追究过去几年工作的是非，主要讨论今后怎么办，这就把阻力减少到了最小的限度。

　　这个“讨论”从1965年10月开始，第一期用了《实现县委领导革命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标题，占了整个头版，这在《人民日报》是空前的。大字排印的“编者按”说：“县委领导革命化问题，是我们整个农村革命化的关键。”“本报过去对于全国各县的情况反映不够，对如何改进县委领导工作宣传得更差。这是我们工作中必须改进的大缺点。现在我们根据读者的要求，从今天起开辟一个专栏，对县委革命化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

　　第一期登了六篇文章，作者多是县委负责人。文章内容实在，文字朴实无华，都是千字以内的“豆腐块”。专栏有一篇短评，评点登载的文章。还有一组学习文件目录，向读者推荐阅读。

　　我们的编辑工作长期偏于呆滞，只会送大碗“红烧肉”（即使文章质量称得上“红烧肉”），不会做花色品种多样的“拼盘”，从形式看就难以引起读者喜欢。讨论专栏不同，作者一般不是“文章里手”，但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谈切身体会，谈应兴应革诸事，内容扎实，开门见山，很少令人生厌的“八股调”“学生腔”。编者写短评、“编后”，做“摘要”“答问”，推荐学习资料，提出思考问题……可做的事情很多，容易形成某种“气候”。从1965年10月到1966年2月，九百零四个县、旗（包括少数县级市），就是说，全国约一半县、旗的干部、群众给这个专栏写稿一千八百多篇参加讨论。有些人

　　从来没有给《人民日报》写过稿，党报和群众的联系是大大加强了。

　　这个讨论到1966年5月13日第五十四期，未作任何说明就悄然而止。前面提到的几个讨论，都是有始有终，最后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作出小结，宣布结束。这个讨论最重要，结束却最仓猝。这也容易理解，“文化大革命”这时实际已经开始，各县县委领导人大多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谁还能参加讨论呢？

　　这些“讨论”涉及不少方面，多数谈人与物的关系，或交流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很少接触方向、路线问题，所以就在酝酿、准备“文革”期间，还被最高领导允许问世。县委革命化“讨论”不同，虽然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欢迎，但因有时难以完全回避一些敏感问题，终于被迫仓猝停办。“文革”期间，很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作我的文章，听说有的大字报已经准备好了，也许多少有些顾忌，最后没有出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