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忠

　　8月7日下午1时30分，广东省梅州市兴宁黄槐镇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井下123名矿工被困，生还希望非常渺茫。调查显示，该起事故完全是由黑心矿主造成的一起安全生产事故。赴现场指导抢救工作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说，这是典型的“矿主赚钱、矿工受难、政府埋单”的恶性事故。（8月9日《南方都市报》）

　　面对频发的矿难，国人已有些审丑疲劳、见惯不惊。而惟一有些大同小异的，是事故发生后的总结。这次李毅中局长的总结又可谓石破天惊，一语中的。类似的总结不断揭示、丰富着中国矿难的典型性特征。

　　差不多两个月前，“6．8湖南资江煤矿矿难”发生后，也是李毅中局长，他曾痛斥矿主“太胆大妄为了”，并总结出“‘官商勾结，官煤勾结’已经到了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

　　差不多一个月前，“7．11日新疆阜康神龙煤矿矿难”发生后，有关方面又总结出了煤矿安全监察部门“不给发安全生产许可证，但也不责令停产”的典型性特征——你有多达14处的安全隐患，因此坚决不能发证，但至于是否开工则并不管，反正出了事是你违规。

　　而现在的大兴煤矿矿难发生后，照例又发现了矿山“证照不齐”，缺工商营业执照、国土资源部门的采矿许可证等证照；照例又发现了该矿山刚发生过煤矿透水事故，但不按规定停业整顿。

　　这些矿难的典型性特征看似“千姿百态”，有着不小的差别，但其实它们之间是有共性的。

　　在“矿主赚钱、矿工受难、政府埋单”之下，矿工的生命如草芥，政府要为矿主擦屁股，而矿主则有赢无输，即使发生矿难也往往是所得大于所失。同样，“官商勾结、官煤勾结”，得益的也是官员与矿主，只要不发生矿难就很少会暴露，而发生了矿难也并不会受到多么严厉的惩罚。“政府埋单”，其实是政府在为自己的官员没有尽到应有的监管职责而当冤大头，最终用的还都是纳税人的钱。而最无助的，便是那些在井下卖命的矿工，身世浮沉只好比雨中之萍，要保证安全通常只能寄希望于命运。

　　大兴煤矿矿难发生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说，如果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都能真正负起责任，严格执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但不幸的是，在矿难中体现出的恰恰是政府职能部门不作为与乱作为的典型性，而不是负责任的典型性。无证可以生产，该整顿也不整顿，黑心矿主面对执法有“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足够自信，而政府的执法却是一味地疲软——那些负责证照审批的部门，早干什么去了？该煤矿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其安全生产许可证又是如何取得的？

　　为什么严肃的法律法规形同虚设，普遍得不到有效执行？是“官煤勾结”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还是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行政能力，抑或是在ＧＤＰ诱惑面前地方政府丧失立场搞起了地方保护？张德江更是直接质问相关职能部门：为什么不去管，为什么就不敢管？我想，所有正直的人们心头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如果这样的现状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那矿难还会不断地发生下去，总结也还会继续下去。但总结来总结去，大约总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我们能不能通过真正的总结找到减少矿难的有效之策？难道我们只能陷入“腐败不止，矿难未已”的泥淖而不能自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