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宁;乐梦融

　　1945年8月15日清晨7时，盟军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60年前的今天：拥抱胜利那一刻

　　本报记者 唐宁 实习生 乐梦融

　　1945年8月，中国全面抗战进入第8个年头。8年的同仇敌忾，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付出数千万生命的代价，抗击了数百万凶残的入侵者。人们渴望胜利，人们已经等得太久了。

　　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

　　践踏人类尊严的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转到了穷途末路。熬过漫漫长夜的中国，地平线上终于闪现胜利的曙光。

　　重庆 欢庆爆竹响彻山城

　　1945年8月10日晚，山城重庆依然像往年那么闷热。作家、美术家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和母亲一起去歌乐山医院探望患脑炎的弟弟，突然间，他们听到了震天动地的鞭炮声，7岁的弟弟瞪大眼睛，好奇地问：“外面在做啥？”

　　戏剧家阳翰笙此时正和友人在寓所外的石梯上乘凉，他们也听到了鞭炮声，中间还夹着欢呼声。阳翰笙对友人说：“该不是日本投降了吧？”话犹未了，报童一路狂喊：“号外，看号外！日本乞求投降啦！”

　　诗人刘白羽抱着大树失声痛哭

　　重庆电台连续广播着日本投降的消息，新华日报社也沸腾了，编辑记者欢呼雀跃，握手、拥抱！从延安来的诗人刘白羽，紧紧地抱住报社门前的一棵树，浑身颤抖着，失声痛哭！有几个记者找来一辆三轮车，站在车上劲敲响锣，绕城巡走，向市民大声报告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

　　“满街满巷都挤满了人，一车又一车的人摇着国旗沿途欢呼，马路两旁的人也跟着‘啊、啊、啊！’地狂叫，特别是车上车下那些成群结队的小孩吼得更厉害。这些人虽然都叫不来什么口号，然而他们那种原始的欢呼声，却把他们的悲苦和今天的欢乐都表现出来了。他们就是这样的单纯和真挚！”阳翰笙在日记中真实地写下了山城同庆之景。

　　画家丰子恺找出茅台举杯狂饮

　　日本飞机在重庆共投下21593枚炸弹，把山城炸得满目疮痍。而这一刻，市民燃放的鞭炮，令山城再度充满烟火气息。平日里雍容平和的丰子恺，也快速冲向卖爆竹的铺子，费力挤到柜台前买了两串爆竹，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找出2瓶久藏的茅台，与邻居举杯狂饮！丰一吟说：“父亲心爱的缘缘堂被日本人烧毁后，全家从上海到重庆8年了，我从未看到父亲这么高兴过。”

　　演员赵丹忘情蹦跳撞碎柜台

　　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关于胜利之日的记忆与赵丹受伤连在一起：“那天我和金山跑出家门，经过一家舞厅，我推开门朝里面大声喊叫：‘日本投降啦，去广场跳舞吧！’在路上我们碰到了赵丹，他像个皮球一样蹦着跳着，扑到了金山面前，他们抱着跳着，不小心撞碎了一家拍卖店的柜台，赵丹还在继续跳着，可是鲜血直流，我们只得先陪他找医院，结果发现他臀部被划出个大口子，缝了好几针……”

　　11日，文化界人士在爱国人士经常聚会的特园开了一次庆祝午宴，德高望重的老战士、70岁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热情的演说。很多人喝得沉沉大醉，狂欢不已。

　　军人蔡祖欢得意忘形举枪鸣发

　　上海的退休高级工程师蔡祖欢，难忘胜利之日犯下的“大错”。“我那年正在川西的青年远征军当兵，那天我拿着枪站岗，听到日本投降消息，我忍不住激动，举起步枪就朝天放了3响！我太激动太得意忘形了！最后只能请求军官原谅。当年我是同济大学学生，随学校迁徙去四川，然后和堂弟一起报名参军。我俩都写了遗书，交换存放。万一牺牲，就由另一个人把遗书交给上海的父母……”

　　2 延安 胜利火炬染红天空

　　1945年8月10日晚9时，新华社副社长吴文焘刚走进清凉山的新闻台窑洞，戴耳机的收报员接到了路透社的电讯，“Flash，Flash，Flash”，一串特急之后，出现了“Japan capitulated”(日本投降了)。接着又传来一条电报：日本天皇已经接受盟国条件宣布投降。吴文焘立即向枣园摇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毛泽东用湖南话大声说：“好啊！有消息继续再告诉我们。”8月9日，在苏联红军进攻东北的第二天，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展开大规模的反攻。那些天，毛泽东的窑洞里灯火彻夜通明，在民族命运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不断地有新命令和指示从这里传出。

　　翻山越岭大游行

　　革命圣地的庆祝活动是在8月15日上午，盟国广播宣布日本天皇已正式投降后展开的。战士和群众潮水般地向延安的中心杨家岭涌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广场和中央大礼堂，张灯结彩，墙上刷出了墨汁鲜亮的标语，黑板报上写满了胜利的消息。入夜，人们举着火把，开始大游行。

　　鲁艺学院的师生们，延安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师生，翻山越岭涌向杨家岭。学员们把延安大学校长周扬高高地架起，托着他走在游行队伍中！鲁艺教员、作曲家孟波也被狂欢的学生架起来，一路跳着前行。若干年后因给《白毛女》谱曲而成名的严金萱，当时才22岁，她从被子里扯出一团棉絮，扎在烧柴棍上，再浇上灯油。举着自制的火炬，她的脸庞被火光映得通红。

　　举起被子当火把

　　鲁艺的另一名教员凌子风，甚至都不耐烦往被子里掏棉絮，直接就点燃了整条被子，扎在长竹竿上，做成了一只最大的火炬！无数火把在山谷间舞动，一堆堆跃动的篝火把宝塔山和延河两岸照得如同白昼。人们拿起一切可以点燃的东西，草垫、报纸、破衣服，统统被扔进了篝火中。有些人甚至把门板都拆下来烧了。一名在平型关战斗中失去一条腿的军人，呜咽着感慨：“8年啦，我的血没有白流！”

　　日本工农学校的250名学员，也行进在火炬游行队伍中。他们曾是侵华日军士兵，被俘后来到延安学习。此刻，他们也为战争结束而欢呼，一边用他们家乡的语言，议论何时可以归家。

　　酿酒的商人抬出了一缸缸米酒，豪爽地请人畅饮。卖沙果的小贩，也拿起沙果往路人口袋里塞。

　　毛泽东、刘少奇等许多中央领导，都参加了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的欢庆活动，和大家一起高唱《黄河大合唱》。胜利的歌曲传遍了延安的山川。

　　3 上海 家家取下防空灯罩

　　1945年8月9日，在沦陷区上海，日本鬼子在作最后的挣扎。早上，一卡车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冲进了常熟路口淮海公寓三楼苏联塔斯社的办公室，抓走通讯社的苏籍员工，以此挑衅向日本宣战的苏联。在塔斯社担任翻译的上海青年草婴急中生智跑上一层，躲在楼上小阳台上，才逃过一劫。

　　日寇侵占上海后，很多居民家中的无线电收音机都被拆除了短波。但是，仍有人悄悄藏起了可以接收外台的收音机。恒源祥老板沈莱舟在金陵路店堂楼上居所内一间没有窗户的暗房里，藏着一台无线电收音机。他从那个小匣子里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沈莱舟之子沈光权律师回忆说：“父亲买来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写标语庆祝胜利，很快就贴上了店堂外的石柱。”

　　大自鸣钟上出现“日本投降”标语

　　尽管日本军队严加封锁，但胜利的消息通过电波仍然在上海市民中悄悄地传开了。1945年8月11日清晨，上海的最高建筑国际饭店顶端升起了一面中国国旗，引来过往行人驻足仰望。日本兵占领上海以来，除节假日外是不准悬挂中国旗帜的。国际饭店上的那面旗是谁挂的，至今仍不为人知。当时上海的另一个标志性建筑——长寿路西康路口的大自鸣钟上，也贴出了醒目的“日本投降”的大标语。解放后人们得知，那是震旦机器厂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克顺所为。

　　张元济先生那一晚在上方花园寓所的阳台上乘凉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西洋乐声，那里是沉寂了几年的西班牙夜总会。为欢庆胜利，他找出他亲自选编、但在沦陷区被列为禁书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在20本书的扉页上题下表达欣喜之词，随后放到柜台上出售，被一抢而空！

　　日本员工跪地收听日皇“诏书”

　　日本帝国银行华籍员工周良泉15日早上到九江路50号上班时，发现日本经理僵硬不变的脸上挤出了尴尬的笑容。他预感到发生什么事了。

　　那天中午，日本经理、分行经理和日本小姐们，带着忧愁的脸色，在自己的座位旁边跪下，低头收听日本电台广播的日本天皇诏书。中国员工目睹此景，万分解气。

　　读者刘凤歧寄来一张根据回忆画的日寇集中营地图。当年10岁的他家住浦东北护塘路朱家宅44号，附近有一所专门关押外国人的集中营，铁丝网内有几排二层楼高的兵营，屋顶上有瞭望哨。“8月15日那天，我看到天上飘着不少降落伞，有几只落进了集中营，有的被挂在铁丝网上。父亲抱起我看那边的情景，有人拾起降落伞打开包裹，发现内有美国饼干、罐头和巧克力，这是美军给集中营的外国人空投的食品。这时，从兵营里抬出了担架，盖着尸体的白布上渗出了血，有人说是日军的头目剖腹自杀了。”昔日集中营的旧址，如今是延安路隧道浦东出口边的一幢银行大楼。刘凤歧希望在大楼边立一个警世碑。

　　街头小贩叫卖“和平西瓜”

　　1945年8月15日那天，上海市区街上的店铺照常开门营业，萧条的市况因胜利的喜讯而改变。不少酒店挂起彩色大灯笼，餐饮店的伙计取下“特快餐”的招牌，写上了“胜利快餐”。一些日用百货商店和书店推出了庆祝胜利的打折销售活动，飞涨的物价开始回落。中国皮革制品公司门口打出标语“庆祝世界和平，全部半价一天”。以往生意清淡的旗帜商店更是顾客盈门，不少市民买了大小旗帜，挥举着行走。街头还出现了剪纸者，在路人驻足之间，剪刀三转两转，就剪出了斯大林和杜鲁门的肖像。

　　弄堂里，刊登胜利消息的壁报前，居民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大声议论。卖平湖西瓜的小贩神气地大叫：“吃‘和平’西瓜啦！”

　　复旦学生剧社义卖“胜利之花”

　　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员陈一鸣因身份暴露，不得不离开就读的沪江大学，成为革命者。胜利前一年，他受组织委派，回沪担任新一届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委员，组织迎接胜利的“天亮运动”。今年85岁的他说：“到胜利之日，学委系统在上海工作的党员已有757名。我们在60余所大中学校内动员、组织抗日活动，成立各种读书会、美术组，组织演剧活动，为贫困学生大义卖，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胜利之日，无数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贴标语，学生党员起了很大的作用。”

　　8月15日晚上，复旦大学教育系学生剧社在兰心大戏院演出话剧《女子公寓》。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同学们立即赶制了很多纸花，演出前号召观众义卖“胜利之花”，为给贫困少年而办的义校募集到大量现金。

　　“胜利之夜”有情人终成眷属

　　作家柯灵先生的夫人、85岁的陈国容老人对60年前的“胜利之夜”记忆犹新。在华东医院病房里，她向记者描述了那一晚的情景。“那真是一个难忘的‘victory night’！当时我在清心女中当教师，同时受党组织委派，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与上海大学毕业生校友联席会工作。8月15日晚上，我们组织上海大学生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胜利之夜’庆祝活动，地点是在衡山路上的美童公学。当晚，数百名圣约翰、沪江，还有其他很多学校的毕业生欢聚一堂，礼堂里洋溢着欢乐和亲切的气氛，我们座谈感想，还跳舞联欢，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从头天7点钟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那天夜里，上海的家家户户，都取下了遮蔽光线的防空灯罩。那是8年来全城最明亮的一个夜晚。

　　60年前的8月15日夜晚，是正义的胜利之夜，也是四万万中国人民的不眠之夜。人们在那一夜欢笑，因为告别了屈辱；人们也在那一夜流泪，为了他们没有看到胜利的亲友。人们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洋溢着对幸福的憧憬。

　　在那个彻夜的狂欢中，孟波对未婚妻严金萱说：“胜利了，我们结婚吧。”82岁的严金萱今天回忆往事，神情甜蜜依旧。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在那个夜晚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1945年的8月15日，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一天。

　　(感谢上海文史馆办公室谢白桦女士和抗战研究专家杨克林先生为采访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