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赵东辉 凌广志 王攀

　　8月7日中午1时30分，坐落在广东省梅州市兴宁的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123名矿工命丧深井。

　　 就在大兴事故前几小时，一个由7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组成的专家组，向当地政府提交了一份《广东省四望嶂矿区水淹区下安全开采可行性专家组论证意见》，称大兴煤矿所在的四望嶂矿区“所开采的煤层大部分都已在水淹区影响范围以外，其正常条件下的开采是安全的”。

　　此时此刻，在探究悲剧发生的原因与责任的同时，这份“权威”的专家论证意见书格外引人深思。

　　专家组与广东省安监局：

　　两个不同的“结论”

　　据梅州市常务副市长蔡小驹介绍，兴宁市罗岗镇之前发生一起煤矿透水事故后，包括大兴煤矿所在的四望嶂矿区所有煤矿均处于停产整顿状态，有关部门请权威专家对这些煤矿能否安全生产进行论证。专家组于8月4日至7日进行了勘查和论证，并形成了这份论证意见。四望嶂矿区内产能最大也是隐患最大的大兴煤矿7日中午发生特大透水事故时，专家组4人刚走、3人正准备前往机场离开。

　　这份签署于8月7日的专家组意见，共分4点意见和5点建议，“通过听取汇报、井上下踏勘、查阅资料、计算验证和讨论分析等工作，形成专家论证意见如下：1、各矿构筑的防水闸墙，经过近5年的抗水体考验，证明质量可靠，起到了有效的阻水作用。2、各矿井深部水平的开采上限已降至－250米至－290米以下，分别留设的垂高70米至110米防水煤柱起到了有效地阻水作用，所开采的煤层大部分都已在水淹区影响范围以外，其正常地质条件下的开采是安全的。”

　　 虽然意见的第三四点像教科书一般提出警示：“在煤层倾角较大地区容易在开采后产生抽冒”，“在地质条件异常的情况下不能排除老空积水溃入矿井的可能”，“对水淹区下压煤的开采按试采要求进行管理是十分必要的”，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意见书”还是认为这些煤矿是可以有条件开采的，并提出5点有关开采的建设性意见。

　　 这份由7名全部是高级职称的专家提交的安全开采可行性论证意见，与广东省安监局7月22日向广东省政府提交的《关于关闭兴宁四望峰矿区水淹区下六处煤矿的紧急请示》的结论是不同的。广东省省安监局以急迫的心情提出关闭，理由如下：

　　第一，兴宁四望嶂矿区水淹区下6处煤矿全在水淹区下开采，积水达1350万立方米，存在严重水患，多年来一直被广东省视为重大事故隐患。2001年7月，时任广东省省长卢瑞华提出必须将上述6个煤矿一律关停。但这6家煤矿通过一项鉴定后，又被保留下来，并于2002年8月进入“试开采”阶段。

　　 第二，兴宁四望嶂矿区的黄槐镇区域存在地质运动现象，对煤矿开采构成威胁。今年7月10日，这里曾发生2．2级地震，不安全、不确定因素增多，险情难以预料。

　　 第三，兴宁四望嶂矿区水淹区下6处煤矿共有1600人在井下作业，作业面均在300米以下，一旦发生事故，易造成群死群伤。

　　“开采安全”意见是怎样得出的

　　 这个专家组组长是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副院长、研究员董书宁，事故发生时他还没有离开梅州。事故发生后，他也是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专家组成员，留在当地参加事故原因调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兴宁市通过见面和电话3次采访了他。

　　 据董书宁介绍，专家组4日中午到兴宁市，当天下午开会查资料，下矿井是在5日下午，分3组到了3个矿井，没有下到大兴矿，7日上午，将专家组意见交给了梅州市安监局和兴宁市政府。

　　 记者问，为什么没有到大兴煤矿井下踏勘？董书宁说，下哪个矿井是政府安排的，他们安排哪个我们就下哪个，这个矿没有安排。我们知道大兴煤矿、大窝里煤矿问题最严重，但我们评价的是6个矿，如果单独评估这两个矿，肯定结论是不能开采。

　　 他说，我们这次是应政府的要求来的。我们的论证意见，当地政府同意了。他们同意了，我们才签了字。我们这次做的是“综合评价”，开始接受这个任务时，当地政府就介绍这6个矿牵涉到1300多人的就业，每年的财税收入有3600万元。实际上这些矿大多数已经开采四五年以上了，按规定是不能采的，以前的开采行为就是在胡闹。但我们不能这样说，直接说有点太不留情面了，可能我们的说法比较婉转而已。如果一上来就否定，好像不符合常理。我目前的心情很复杂，我们来了一趟，该反映的意见都反映了，可能我们的表达方式还可以商榷。

　　 董书宁认为，既然让专家来评价，说明这些矿还有价值。

　　 对于记者提出为何不指出大兴煤矿“不能开采”的提问，董书宁说，我们没有下“不能开采”这个结论的资格和义务。而且如果我们单独指出这两个矿不能开采，是不是意味着其他矿可以开采？其实其他矿也存在很多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单独指出，如果指出来可能导致当地政府对其他矿井的安全不重视了。从总体上来说，大兴煤矿能否开采，我们还不知道，这要有资质的单位再来论证。

　　 这份“意见书”后附的专家组名单中，7名专家组成员分别来自于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分院、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开采所、济南煤炭设计院、峰峰集团有限公司、焦作煤炭（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宇工程公司等单位。

　　“我们也不大理解这个论证意见”

　　 就这份“意见书”的有关情况，记者采访了广东省安监局副局长胡建昌。他说，这个有关安全开采的可行性专家组论证意见，在其4点意见中，第一点是正面肯定，第二点是有条件肯定，第三四点指出存在的隐患和问题。

　　 胡建昌说，我们也不大理解这个论证意见，写得含混，都是通用性的，水下开采的情况都是这样的。这个论证意见等于在说，做好了就能开采，做不好就不能开采。这个论证意见开始写了10多页，都是教科书上的，所以才压缩成3页，特别是其中的5点建议都是通用性的。我们本来建议专家组给每个矿指出问题，希望给每个矿会诊，具体一点，但都没有做到。虽然这6家煤矿年产量几十万吨，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但在经济利益和职工安全的矛盾下，还是应该以职工安全为重，所以我们提请省政府督促梅州市政府关闭兴宁四望嶂矿区水淹区下6处煤矿。

　　针对上述问题，记者再次采访了董书宁。

　　 记者：“你怎样评价这个论证意见？”

　　 董：“政府让来做的，还是很切合实际的。”

　　 记者：“从你们提供的论证意见中，没有具体指出这些矿哪里有问题，谈问题都跟教科书上的差不多。”

　　 董：“还是有针对的，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采，我们说得很清楚。”

　　 记者：“你好像在说，‘能开采的地方就能开采，不能开采的地方就不能开采，安全的地方就是安全的，不安全的地方就不安全’？”

　　 董：“一些内容书上都有，我们是有根据的，是科学的。”董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拿出一本专业书籍，向记者翻出有关章节，并念了其中一段。

　　 在大兴煤矿事故现场，记者采访的一位国家安监总局安全生产监察专员认为，大兴煤矿的部分煤层属于急倾斜煤层，即煤层和水平面的夹角比较大，超过45度以上。如果上部存在水淹区，这样的矿井是不能开采的。

　　专家意见岂能“订做”

　　在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如何规范使用专家意见成为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目前基层政府或企业在决策前利用专家意见“闯关”，强行上项目，而在决策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后，又利用专家意见做“挡箭牌”，推卸责任。专家意见似乎变成一个可退可进、可上可下的筹码，偏离了它作为决策参考、决策依据的本来角色。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说，目前在一些生产和工程领域，基层政府和企业往往花钱请一些专家来做可行性报告、技术鉴定、论证等，实质上在做之前，就对专家提出了要求、规定了方向，从而使专家意见失去公允性、独立性，甚至成为偏袒企业的一个工具，出现了“订做”专家意见的现象。

　　 像大兴煤矿这样的专家组就是一个“拉郎配”的临时组织，这个临时组织没有评估资质，出具意见很容易受外界影响。如果是由有资质的评估单位接受这项工作，而且是由拥有安全评估资格证书的人员来评估，那么对与事实偏差很大的评估结果，甚至是造成巨大危害的后果，评估单位及人员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当前在安全生产评估领域，也可考虑建立起责任追究回避制度。目前，很多安全评估事项都是由利益主体来委托，即利益主体本身就是委托人，或者实际上就是幕后的出资人，这些委托人在实施委托工作的过程中往往有自身的利益期待，而且有可能在评估过程中对专家进行方方面面的“照顾”。因此，在安全生产评估中应该实行回避制度，首先应该回避的就是企业主、地方政府，委托人应该是上一级政府及职能管理部门。

　　 律师姚忠平认为，如果专家由于认识水平或获得的材料有限，作出的结论不科学，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如果专家贪图私利，故意作出与事实相违背的结论，虽然现行法律没有相关制裁条文，也应受到职业道德和操守的批判。无论政府还是企业，目前对专家还是比较迷信的，专家意见在政府和企业决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对专家因主观原因提供不客观真实的决策依据，导致重大损失和事故，目前从法律层面追究责任还是个空白，这需要人大和司法部门对此予以关注。□

　　资料：

　　共同的不负责任最可怕

　　面对一个高危矿井，一份内容如同“教科书”般的专家“论证意见”是什么含义？那几乎等同于一份“矿难许可证”。

　　矿工的生命安全，在制度上有3道防线加以保护：企业的安全投入、政府的监管和专家的科学意见。在这3者中，专业知识又是全部决策的依据。而在大兴，在利益同盟的腐蚀下，这3道防线一一崩塌，代价是123条生命逝去。

　　最恶的利益莫过于此：以他人的生命换取自己的利益，以他人的风险换取自己的面子。当科学和良知都变成利益与权力的工具，严格的规章制度甚至法律都可以肆意扭曲践踏的时候，就是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不能让专家去承担全部的责任。常情是，即便这一批专家提出反对的意见，也会有另外的专家开具“通行证”。但在另外一方面，专家们的妥协太轻易、太漠然，有的时候甚至太自觉，以至于难逃“同谋”之嫌。

　　现有的制度看起来已经很完善了，但是，当官员、企业主、专家等执行这个制度的人共同寻找其中的漏洞，以谋取个人利益的时候，它就是那么地脆弱，那么地不堪一击。

　　即便如此，也还要继续完善相关的制度，让损害公共利益的门槛提得越来越高。而在另一方面，无论个人还是群体，他们进步、发展、成功的最终标准，都只能是人类的良知和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而不是任何经济指标。这才是最终的堤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