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的遗骨回国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日本民间友人的无私帮助，但是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日本政府和法院仍然拒绝承担责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孟凡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维持昂贵的侵略战争，在中国成立了“华北劳工协会”，专事在华掠夺劳工，并在塘沽设立“华北劳工收容所”，又称“劳工集中营”，肆虐抓掳劳工，并将他们运往日本从事非人的劳动。

　　据统计，这些劳工人数在4万多，许多最终因为疾病、饥饿、冻寒、殴打、伤残和反抗致死。而他们的遗骨也从此散落异国。在日本政府一味隐瞒强虏劳工事实的同时，中日民间通过交流，促成了中国劳工遗骨的回国安葬。

　　日侨归国的回报

　　第一批劳工遗骨的回国是日本民间对于中国政府极力促成日桥归国的回报。在长期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曾用强暴手段驱使大批日本人到中国作战或定居。从日本战败至解放战争，大批日本战俘已被遣返回国；大部分侨民也陆续撤走。至1952年，在华的日侨仍有3万多人，由于日本当局的阻挠和船只的缺乏，他们的回国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中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积极与日本民间团体接触，并通过他们向日本政府施压，最终促成了这些日侨的归国。

　　这些回国日侨在日本国内随即通过媒体和周围的朋友讲述他们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新中国的一些讯息在日本国内广泛登上报刊杂志，引起日本读者广泛的兴趣，在日本涌现出一股中国热。

　　随后，以参议院议员、东本愿寺住持大谷莹润为首的日本友人发起了送还遗骨运动，决定利用接日侨归国的船只，把他们收存起来的中国殉难者的遗骨，分两批运还给中国。这两批遗骨分别于1953年6月、8月抵达塘沽。

　　此后，另外一些遗骨也通过中国红十字会陆续回到国内。据中国红十字会介绍，1953年至1964年，他们共接受日本“中国殉难烈士慰灵实行委员会”在日本各地挖掘收集的中国劳工遗骨10批2744具和15盒骨灰。这些遗骨回到国内后，大部分都被安葬在天津水上公园的烈士陵园里，供后人祭奠。

　　日本友人的护骨行动

　　之所以当年这些遗骨能迅速被运回中国国内，与日本国内的对华友好人士之前寻找遗骨和保护遗骨的行动分不开。

　　1950年春天，日本枣寺前住持、菅原钧的父亲菅原惠庆最早参加了发掘花冈中国劳工遗骨的活动。发掘出的中国人遗骨装有400多个骨灰盒，运到东京后，就放在枣寺里。

　　当时的枣寺只是刚刚重建起的三间简陋房，一间是佛殿，一间是住宅，一间是客厅。菅原惠庆把400多个骨灰盒放在客厅里，伴着这些骨灰盒共同生活了几年，一直到这些骨灰于1953年送回中国。

　　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中正处于敌对状态，存放这些物品是要承担极大风险的。当时，处理这些事务的对外联络工作，都是由菅原钧的妻子菅原夹子去做，她一出门，身后便跟上了盯梢的特务。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送还遗骨时，在天津塘沽港领受遗骨的廖承志先生手上捧着的悼念殉难中国劳工的牌位，就出自枣寺，书写那个牌位的就是菅原夹子。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中运回中国劳工遗骨以后，目前，仍然有许多中国劳工的遗骨散落在日本国内，寻找遗骨的行动仍然在依靠许多日本友人来进行，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受害者的遗骨在被找到之后，面临着运回国内后无人认领的尴尬局面。

　　作为见证日本二战时期罪证的中国劳工遗骨虽然在日本国内被广泛发掘出来，但是日本政府和法院面对这些铁一般的证据，仍然拒绝承认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反复以各种理由驳回中国劳工的对日索赔。在找寻回中国劳工遗骨的同时，中国劳工的对日索赔仍然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