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河报》8月22日报道，“一位老太太倒在了马路上，头部流血，围观者很多，但没人管。后来我拨打了120，并将老人送到医院。然而，老人的亲属却认为我就是肇事者……”为了证明清白，李先生在事发现场贴出告示“寻找老太太摔倒现场证人”。

　　学雷锋反被诬为肇事者，现代版“农夫和蛇”的故事一再上演。这暴露了人性中固有的丑陋，无形中促使社会人情愈加冷漠。李先生通过广贴告示找到了为自己洗刷清白的证人，而那些没有证人的“雷锋”，谁该为他们开具一张“行善清白证”呢？当因无人证明，救人者被迫陷入精神和经济的双重窘境地，这种反面榜样的力量会激发多少人重新拾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招牌呢？写到这里，蓦然想起了前不久《南方都市报》报道的一条新闻：／／一中年女人跪在路边，割腕写血书哀求路人救救她患白血病的女儿。刚开始，她向路人诉说困境伸手乞讨，无人搭理，无奈之下只好选择这种方式乞讨。

　　显然，这位母亲在以极端的自残方式证明自己乞讨的真实性。这不得不令我感到了疼痛，还有淡淡的悲哀，因为从周公、孔子以来，历朝历代的精英阶层不断呼吁以仁、孝、德治化天下，这割腕求乞的例子，虽不足以证明这个策略的失败，但用割腕流出来的殷红之血刺激麻木过客的怜悯之心，终归不是正常的求救之途吧。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人和人之间已经缺乏基本的信任，以至于需要用合同、协议、证明、证人等来证实某样事物、某种关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信任团结可以聚沙成塔，如果不信任不团结，会是什么结果呢？在此，笔者不禁想问一句：难道在这种不正常的情景前，我们就束手无策漠然视之吗？非也，其实可做的很多。救人行善，属于道德范畴，非法律可约束。

　　这是历代提倡以仁德治天下的根本原因。但仁德化育天下，应有一个前提，就是精英阶层的道德觉悟应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准，可为民众楷模，所谓以上化下，以近化远，所谓打铁先得自身硬，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可现在的情况是，一些精英阶层人士已经逐渐放弃了道德操守，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仆，生活作风糜烂低劣，不但起不到以上化下的作用，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如近日各大媒体报道的“五毒俱全”检察长胡志忠，私设4700多万元小金库，收受贿赂索要钱财，包养7名情妇……试问，这样的官员该为社会风气的变坏负有多大的责任？回到最初的话题上，像这位李先生，那位割腕行乞的母亲，谁该为他们颁发一张“清白证”呢？毫无疑问，应该是各级官员。和普通百姓相比，官员身居高位，俸禄优沃，你们应知足，应该恪守职责，引领风气，为百姓树立一个榜样，倘若如此，长期下去，风气正淳，人心向善，自然就是一张最好的“清白证”。（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