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咣当”一声停靠在边界口岸罗湖车站。一群搬运工上车来帮我们搬下行李。我们自己则被带到一间小屋子，去办理英方的过关手续。

　　罗湖与深圳火车站被一条混浊而凌乱的小河隔离开来，一座狭窄的铁路桥横跨其上。我们的周围是光秃秃的山丘，丘陵上设立着英国的瞭望岗哨，直接面对着深圳。疆界这边悬挂着英国的国旗，在潮湿的空气中与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星红旗相映成趣。

　　桥上，当地农民肩挑蔬菜和装在草笼子里的活鸡以及其它农产品似乎自由自在地来回穿行，顶多是和卫兵点点头。办理完手续后，我们的行李被放到手推车上，中国旅行社的一位导游走过来将我们这拨外国人召集在一起，排成一行，然后领着我们踏上了木板桥。

　　桥中心线的那边挺立着三个面无表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他们身上穿着宽松的草绿色军装，衣领上缀着红色领章，帽子上镶着一颗鲜艳的红五星。跨过桥中心，我们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一过了桥，就见在四下敞亮的大棚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边防战士正在木桌旁询问中国旅游者。不远处，解放军战士身扎子弹带，腰别盒子枪，成两列纵队，来回巡逻在各个设施点及附近的深圳村之间。深圳到处是杂乱无章、拥挤不堪的白色小屋。桥上的公安战士配有中国制造的苏式冲锋枪、步枪和手枪。

　　我们被带进一座海关办公楼。楼是长方形的，有两层。在二层的一间小接待室里填写完中方的报关单后，我们便依次来到海关行要检查处。检查我的行李和随身携带货币的是一位女官员，身穿绿色海关制服，矮胖的个子，圆圆的脸。看到我行李箱中摆放着约400个崭新的胶卷时，她瞪大了眼睛，显现出吃惊的神色。

　　这些胶卷我已报关，是带给我做摄影师的妻子的。稍许，她挥手示意，让我的行李通过；但就在我准备离去时，她又走过来对我说，“你胶卷的事，我们上级的同志把它作为特殊情况处理，准予放行。”

　　我随身带着1000美元和五张百元港币的现金，其余的全是美国运行旅行支票。中国已经开始接受美国货币和旅行支票，但显得比较勉强，并且还限制在一些兑换处兑现。他们更乐意使用港币。当时港币与美元的比率是6：1。为图省事，我想在海关把货币兑换妥当，所以就把身上所有的港币递给了兑换处的两名出纳员。令我惊愕的是，出纳员递回给我一大沓子钞票。此时我才发现，中国的货币面值最大的是10元纸币(当时人民币与美元的兑换率约为1：2.4)。好在出纳员面带微笑，让我收回了大部分的港币。后来我发现，货币兑换在宾馆和机场十分方便，一点都不麻烦。

　　顺便提一句，中国货币一直都很稳定；中国官员会自豪地告诉你：中国政府既无内债也无外债。

　　办完海关手续后，我们一行人被带到一间雅致的休息室。休息室里摆放着笨重的方椅、沙发和传统的中国圆桌。沙发的靠背和扶手上搭着白色网眼针织品。我们喝着茉莉花茶，等着吃完午饭后登上去广州的火车。

　　……

　　海关大楼的过道里回荡着通过高音喇叭播放出的中共英雄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又多次在公共大楼、候机厅、城市广场以及火车和飞机上听到这首歌曲(歌词中的“舵手”指的是毛泽东)：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

　　——译自1966年《纽约时报》前总编辑西默·托平《我眼中的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