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天津9月1日电（记者刘元旭、张妍妍）“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　“这是父亲留给母亲的遗嘱，那一年，我只有两岁。”在挂着吉鸿昌戎装遗照和将军手书“国魂”的客厅里，抗日名将吉鸿昌唯一的女儿吉瑞芝捧着父亲遗书，追忆将军短暂而不朽的一生。

　　吉瑞芝说：“母亲告诉我，小时候父亲经常把我抱到餐桌上，让我跟着他说‘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九一八”事变后，吉鸿昌因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被勒令出国“考察”，他借“考察”之机奔波于美国、古巴和欧洲，发表抗日演说，号召爱国侨胞“用热血保卫祖国”。1932年1月28日，听到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的消息后，吉鸿昌毅然回国，联络、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

　　“母亲不止一次向我提起，父亲虽然官至宁夏省政府主席和22军总指挥，却一直秉承祖父‘当官即不许发财’的遗训，因此并没有太多的积蓄。为了抗日救国他变卖家产6万元用于购置枪支弹药。”吉瑞芝告诉记者。

　　1933年5月，吉鸿昌与冯玉祥、方振武，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省警备司令。从6月开始，吉鸿昌率部北征收复察东失地，所向披靡，三战三捷，相继收复康保城、宝昌和沽源县。在多伦一战中，吉鸿昌挥舞大刀冲锋陷阵，率部经过五昼夜的鏖战，终于收复失陷72天的多伦。

　　“然而，同盟军取得这样振奋人心的胜利后，却招致蒋介石军队的围攻，终因腹背受敌、寡不敌众而失败”，吉瑞芝说，“同盟军失败后，父亲回到天津继续筹措经费，搜集武器，进行秘密抗日活动。”

　　1932年深秋，吉鸿昌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1934年，吉鸿昌同宣侠父、南汉宸及任应歧将军联络各派抗日人士，在天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编辑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还用自己的钱购置印刷工具，并在自家设立了秘密印刷厂。吉瑞芝说：“当时我们家是党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

　　吉鸿昌还广泛联络各界爱国人士募集抗日经费，重新发动、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遣散的士兵，选派干练人员打进伪军内部组织士兵起义，请出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抗日要求的军官，派人赴西北各省及豫皖等地组织抗日自卫军……

　　由于积极抗日，吉鸿昌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得知党组织要求他撤离天津，吉鸿昌说：“建立抗日武装、重举抗日旗帜的计划刚有头绪，总得有人在这里指挥一切。”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国民饭店受伤被捕。

　　“1934年11月24日，是父亲英勇就义的日子”，吉瑞芝说，“刑场上，父亲以树枝作笔，大地为纸，奋笔疾书：‘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短短的20个字，是他人生中最壮丽的诗篇，值得我用一生的时间去领会。”

　　就义时，吉鸿昌对刽子手厉声说道：“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椅子来，我得坐着死！”他坐在椅子上，怒视两腿发抖的刽子手说：“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吧，我要亲眼看着敌人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当刽子手举起枪时，吉鸿昌瞪起双眼，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起，吉鸿昌英勇牺牲了，时年仅39岁。

　　“父亲牺牲后，因为没有钱赎回父亲的遗体，母亲不得不把房子卖了。我和母亲不得不租住在别人的地下室里，由于没有积蓄和生活来源，我们生活过得十分清贫，甚至连饭都吃不饱。”说到此处，吉瑞芝神色黯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父亲为之献出生命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当时你不知道我和母亲是多么的高兴啊！”回忆起抗战胜利的那一刻，吉瑞芝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60年过去了，吉瑞芝对于父亲的思念，却没有一丝一毫消减。凝视着父亲遗照，吉瑞芝说：“父亲1米96的身高，从来都是一身戎装，英气逼人。在我心中，父亲的形象，比他本人还要高大！”

　　“父亲从未真正离开过我！”她说。